在那片近乎疯狂的欢腾中，我看见了陆工。
她被人群簇拥着，沈工紧紧握着她的手腕，那一刻，他不再是那个冷峻严厉的副总师，他拦腰将她高高举起，越过攒动的人头，畅快地大喊：“向真！我们成了！我们成了！”陆工在他的托举下，笑得像个孩子，她咳着，却用力地点头，然后俯下身，在沈工布满沙尘的额头上印下一个吻。
那一刻的狂喜与荣耀，属于每一个为之付出的人，更属于她。
然而，绚烂之后，风雨骤至，树大招风。
攻击首先从阴险的流言开始。关于她“来历不明”的海外背景——尽管组织早有结论；关于她与沈工“不同寻常”的婚姻关系；关于她“资产阶级小姐做派”——实则根本无稽之谈；关于她“结婚多年不肯生育”……流言在基地隐秘角落里滋生、传播，噬咬着人心。
紧接着，更具杀伤力的手段来了。有人精心策划，捏造了她与某位男技术员“作风问题”的所谓“证据”，联名向上举报。举报信里，不仅污蔑她个人生活糜烂，更指控她与沈工的婚姻是“权色交易”，沈工为她“问题身份”打掩护，甚至质疑她的科研成果是依靠沈工的影响力“操作”得来……
这简直是莫大的侮辱！是对她的人格、她的才华、她全部心血的彻底否定！！
我们这些深知内情的人愤懑不已，却人微言轻。基地的气氛瞬间变得诡异莫名。之前堆满笑脸的人，有的开始躲闪回避，有的则幸灾乐祸，冷眼旁观。
我看到陆工迅速地消瘦下去，脸色苍白得吓人，咳嗽得更厉害了。但她依然坚持每天进车间、看数据。只是眼神里，除了疲惫，更添了一种深刻的悲凉和洞悉一切的平静。她似乎早已预感到这一切。她没有为自己辩解一句，只是更抓紧时间安排后续的技术交接，仿佛在与时间赛跑。
终于，在一个寒冷的早晨，我们得知：陆工向上级递交了离婚申请和工作调动报告。报告里，她声明与沈屹结婚系“组织安排，有名无实”，所有“问题”与沈屹无关，并主动要求离开核心基地，“去最艰苦的地方接受改造”。
消息传来，我们小组的人都懵了。谁都明白，她这是要用彻底牺牲自己，来保护沈工的前途，保护“铸剑者”项目来之不易的成果不被玷污，更是以此决绝的方式，反击那些污蔑——
若真有什么莫须有的“权色交易”，何至于此？
她走的那天，天阴沉着，飘着零星雪花。没有告别仪式，没有多少人知道。我只远远看见她提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包，穿着那件旧棉袄，身影单薄得像随时会被风吹倒。一辆吉普车卷起尘土，载着她消失在茫茫戈壁尽头。
那一刻，我心里空了一大块，仿佛整个金银潭的魂，都被抽走了。
五
陆工走后，金组长被提拔起来，负责原本由陆工主管的一摊子技术工作。
此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官僚，懂技术不多，搞斗争、弄权术、拉帮结派却是好手。他指派手下的败类张贴污秽不堪的大字报污蔑陆工——全被我们这些陆工旧部撕毁；全盘否定陆工之前制定的严谨工艺流程，瞎指挥，乱弹琴，一味强调“政治挂帅”、“打破常规”，恨不得明天就再放个“大卫星”好给自己添政绩。
好好的实验室和车间，被搞得乌烟瘴气。认真干活、有本事的技术人员被打压、排挤，甚至被扣帽子；会溜须拍马、阿谀奉承之徒则得到重用。产品质量一落千丈，废品率飙升，安全事故也出了好几起。我们这些老人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。私下里，大家更加怀念陆工在时的时光。那时虽然苦累，但方向明确，心里踏实，知道每一步为什么走、怎么走。
而今，只剩下荒谬和愤懑。
有时夜深人静，我们几个当年跟过陆工的年轻人聚在一起，偷偷喝点劣质酒，相对无言。我们会回忆起她带着我们攻关的样子，回忆起她精准的判断，回忆起她递过来的那杯热水，那句鼓励的话。
她的威望，从未因她的离开而消散，反而在对比中愈发高大、清晰。她的名字成了我们之间一种心照不宣的暗号，一种对良知和专业的坚守。金组长们可以夺走她的位置，却无法抹去她在我们心中刻下的烙印。
后来，金组长终于被绳之以法，基地重回风朗气清，我也离开了西北基地，辗转多地，最后回到北京，继续从事科研工作。岁月流逝，时代变迁。许多当年的人和事，都已模糊。但陆工的形象，她在金银潭的日日夜夜，她的呕心沥血，她的坚韧与悲怆，却从未在我心中褪色。
前些年，听闻她与暴打金组长后离开的沈工最终团聚，晚年得以安稳，并在材料学界取得更高成就，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，我由衷地为她高兴。她的一生，如同她那日离开金银潭时所乘坐的吉普车，在崎岖颠簸的道路上，硬是碾出了一条自己的轨迹，纵然黄沙扑面，终未能掩其光芒。
如今，我也至耄耋之年。窗外北京秋阳正好，案头清茶微温。而我的思绪，却又飘回了那片遥远的风沙之地。恍惚间，仿佛又看见那位清瘦的女子，穿着洗白的蓝工装，站在巨大的设备前，眼神明亮而专注，周遭是轰鸣的机器声和无尽的荒凉。
陆工，您当年在风沙夜里递给我们的，何止是一袋红枣、一块布料。
那是一个时代里，一份不肯熄灭的坚持，一份属于科学家的良心与风骨。
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。大漠长风依旧，而那些曾为之奋斗、牺牲的魂灵，想必已化作星辰，永耀于那片他们深爱过的土地上空。
梁叶谦
谨记于京西寓所
公元二零一九年深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