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是，不对。

只有她自己知道，时遇这个人，是切实地存在过。

那条他送的围巾，封眠清楚地记得，标签上曾经有她亲手绣上去的“SY”字样，可再拿出来时，那个位置就变成一片空白。

那些一起旅行过的地方，曾经存下的属于两个人的票根，明明全部叠在一起放进抽屉，再打开时就只剩下一张。

他最爱穿的那件T恤，有时闻得到属于他味道，有时闻起来只是陈旧的棉布。

这些证据像接触不良的灯泡，在她需要它们来证明自己并没有发疯的时候，忽明忽灭地闪烁着，将她推向更深的孤立。

时遇消失的第一年，封眠住进了封闭式精神病院。

一周3次的个体认知行为治疗，引导她将时遇重构为“过度代偿的幻想伴侣”；每天的团体治疗里，她学习用“我当时可能处于解离状态”来解释那些消失的照片和记忆；作业治疗包括编织和陶艺，成品被评定为“现实检验能力逐步恢复”。

药片换来换去，康复疗法从经颅磁换到电休克，却也只能让她在白日里更加昏沉，在夜晚的梦境中，看到更多支离破碎的意象。

从药物治疗到定期的会诊，血药浓度报告像成绩单一样定期评估她的稳定程度。

有不下十次，封眠因试图保留围巾、票根等证据或是其他行为，被评定为阻抗加强，紧接着便是为期两周的加强观察与药物调整。

时遇消失的第三年，封眠学会了在晨间查房时说：

“昨晚睡得很好，没有听到电话铃声”。

“电话铃声”是继“时遇”之后，第二个被写进她病历、却又无人能真正解释的症状。

她的手机入院时就被收走，锁在储物柜里，但每晚，毫无例外，在凌晨2：17，刺耳的铃音，就会准时在她的脑海中。

最开始的几次，她是带着本能恐惧将这件事报告给护士。

可护士检查后却也只是神色复杂地欲言又止，然后在她的病历上增加了“幻听”的标注，并且加大了剂量的镇静剂。

封眠不蠢，当她一次次试着向医护人员描述自己的症状以寻求帮助，面临的却只是更加严密的禁锢和药物剂量的不断增加之后，她很快便明白了，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做。

到了第三年，她已经很熟练地在那铃声响彻颅内的几十秒里，蜷缩着等待它像来时一样突兀地停止。

偶尔，极其偶尔，在铃声的末尾，会有一个无法分辨性别的声音，穿透层层药效带来的昏沉，见缝插针地钻进她的意识深处：

“你昨晚梦到了什么？”

这个问题比起铃声本身，更让她毛骨悚然。

她没有答案。

或者应该说，她的梦境在药物的作用下，只剩下一片荒芜的泥沼，偶尔有穿着红西装的兔子瞬间闪过，远处似乎有一大堆看不清的东西，那轮廓像极了一只只直身站立着的兔子。

这通“不存在的电话”和她“不存在的恋人”一样，成了只有她自己能够感知、却无法向任何人证明的事实。

直到那天，她亲眼看着医师在康复评估表上勾选“未出现不存在的访客记忆，未报告异常听觉体验”。

她分明看到医生脸上如释重负的表情，带着小心翼翼的微笑，祝贺她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出院诊断书上写着：“持续性妄想障碍，社会功能显著恢复，建议社区持续观察。”

封眠的出院的程序简洁得出乎意料，她没有直系亲属，时遇“不存在”，虽有几个舒珉乔这样的朋友，但法律上却也并没有签字权限。

按照常规，这种情况需要更复杂的社工评估和审批。

但主治医师却只是将一份厚厚的文件递给她，里面除了诊断书，还有一份“社区融入与自我管理承诺书”，要求她承诺按时服用维持剂量的药物、定期前往指定的社区健康中心接受随访、并同意接受“必要的远程健康监测以保障过渡期安全”。

封眠当然察觉到了异常，可她没有追问，只是沉默地签了字。

可只有她自己知道，当自己的精神状态被鉴定为“社会功能显著恢复”的时候，她只是学会将脑海中那些呼之欲出的质问，连同每夜2:17的铃音一起吞回体内。

然后假装那只是神经衰弱引起的耳鸣，或胃部不适带来的心悸。

她回到了和时遇曾经一起买下的公寓，一切似乎维持原样，却又好像有哪里不对。

空气中弥漫着空房子那种无人居住的清冷灰尘味，但某些小物件的位置，却有极其细微的变动。

书架上的书排列方式不对，厨房里那些瓶瓶罐罐没有按照她习惯的顺序摆放，衣柜里的衣服本来应该按照季节、颜色、长短和类别依次放好，但很显然，有好几件衣服的位置并不在它本来应该在的地方。

这些全部都不是她或时遇的习惯，他们两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强迫症，不可能容许家里的物件这样随意摆放。

封眠没有声张，她只是平静地重新打扫整理，然后回到了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生活状态。

她按时去社区中心报到，面对随访医生熟练地复述着“睡眠尚可，情绪稳定，没有异常念头”。

她按时服用那瓶贴着“利培酮”标签的药片，让自己尽可能看起来像一个积极配合治疗的康复案例。

一个正在努力回归“正常”轨道的人。

而脑海中那些每时每刻都停不下来的疑虑，伴随着对时遇失踪真相的执着，全部被她小心翼翼地，压进了这层乖顺的外壳之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