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五月风》卷一·冬蛰

第019章泥土

一

林启明是被一辆手扶拖拉机拉进柳坪村的。

一九八三年七月，省里下了文件，要求各高校组织在校大学生利用暑期下乡开展社会实践，"深入基层、了解国情、服务群众"。中文系分了三个组，林启明被分在了第三组，目的地是玉陵地区石桥镇柳坪村——一个在地图上需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地方。

出发之前，系里开了一个动员会。系副主任老齐站在讲台上，操着一口浓重的南方口音，把文件精神传达了一遍，最后加了一句自己的话："同学们到了乡下，要虚心向农民学习，不要以为自己读了几年书就了不起了——书本上的知识是死的，泥土里的学问才是活的。"

林启明坐在最后一排，把这句话记在了笔记本上。他并不觉得自己"了不得"——他在省城读了三年书，确实读了不少，从《资本论》到《乡土中国》，从李泽厚到费孝通，该读的都读了，不该读的也偷着读了一些。但那些书是纸上的字，纸上的字不等于脚底下的路——这一点他心里清楚。

但他"清除"的方式，跟后来在柳坪村"清除"的方式，完全不是一回事。

前一种是脑子里的清楚，后一种是脚底板的清楚。脑子的清楚像看地图，知道从甲地到乙地有多远，标注得明明白白；脚底板的清楚像走路，你得一步一步地量，每一寸都是汗泡磨出来的。

从省城到石桥镇，长途汽车走了五个钟头。从石桥镇到柳坪村，没有公路，只有一条土路——说是土路已经抬举了，更像是一条被牛车碾出来的车辙印，两道深槽中间隆起一道土脊，下过雨之后泥泞得像一锅稀粥。手扶拖拉机在上面颠簸前行，车轮打滑，发动机嚎叫，黑烟喷出一人多高，整个车斗像筛糠一样抖，林启明和另外三个同学被颠得东倒西歪，屁股底下的木板硬得像铁皮，每颠一下尾椎骨就疼一下。

开拖拉机的是柳坪村派来接他们的人，姓杜，五十来岁，黑瘦黑瘦的，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，深得能夹住一粒黄豆。他一辈子没怎么说过普通话，跟他打招呼只能靠猜——他的话像是从嗓子眼最深处刨出来的，每个字都带着土腥味，你得把耳朵贴上去才能听清。

"坐稳——前面有个坑——"

话音未落，拖拉机猛地一跳，林启明的脑袋差点撞上车斗的铁边框。同组的秦晓雯"啊"地叫了一声，手里的搪瓷杯滚到了车斗角落，哐当哐当地响。

秦晓雯是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，比林启明小一岁，扎两条辫子，脸圆圆的，说话快得像放连珠炮。她是城里长大的姑娘——父亲是省城的中学教师，母亲是百货公司的售货员——从小到大没下过乡，这次报名社会实践，一半是好奇，一半是想写一篇"轰动全系"的调查报告。

另外两个同学也差不多——一个叫陈卫东，政教系的，瘦高个，戴眼镜，说话喜欢引经据典，开口就是"马克思说"、"恩格斯指出"；一个叫赵红梅，历史系的，话不多，但眼神犀利，像一把藏在鞘里的刀。

四个人，四种背景，但有一个共同点——都是第一次真正地下乡。

"真正地下乡"是什么意思？林启明后来才明白——坐长途汽车到镇上、再坐拖拉机到村里，这不叫"下乡"，这叫"到乡下"。"下乡"是另一回事——你得把脚踩进泥里，把饭吃进胃里，把日子一天一天地过进去，过到你的骨头缝里都是那个地方的味道，你才算"下"了。

拖拉机在土路上走了将近一个钟头，终于到了柳坪村。

柳坪村不大，七十来户人家，散落在一条山沟的两面坡上。房子大多是土坯房，墙皮剥落，露出里面的黄土芯子，像一张张生了癣的脸。屋顶是灰瓦的，也有茅草的，茅草的已经发黑了，像一顶戴了多年的旧毡帽。村口有一棵大槐树，树干粗得三个人合抱不过来，树冠遮了小半亩地的荫凉。树下有一条石凳，石凳磨得溜光，不知道坐了多少代人。

林启明从拖拉机上跳下来，脚一落地就陷了——前两天下过雨，路面是软的，鞋底踩下去半寸深，拔出来的时候带了一坨泥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白球鞋——昨天刚洗的，白得发亮——现在变成了黄褐色，像一只沾了酱的馒头。

他弯腰想擦，发现没地方擦——到处都是泥。

秦晓雯站在旁边，看着自己同样变色的球鞋，嘴巴撅得能挂油瓶。

杜师傅把他们的行李从车斗上搬下来，一件一件地码在地上，然后朝村里喊了一嗓子。那嗓子像打雷，震得树上的知了都停了一拍。片刻之后，从各家各户走出来几个人——有老有少，有男有女，都好奇地打量着这四个城里来的大学生，目光像看稀罕物件，带着一种不远不近的打量。

村支书也来了——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，姓宋，穿一件灰布对襟褂子，腰里系着一根布带子，脚上是一双打了补丁的黑布鞋。他的脸比杜师傅还黑，但眼睛亮，像两颗嵌在老树皮里的黑豆，滴溜溜地转。

"欢迎欢迎——大学生到咱们村来，是咱们村的荣幸——"宋支书的话比杜师傅的容易懂，但带着一股子官腔，像背课文。

他把四个人分到了两户人家里住——林启明和陈卫东住村东头的刘德山家，秦晓雯和赵红梅住村西头的张婶家。

刘德山今年四十七岁，比林启明的父亲林德厚小一岁。他的个子不高，但肩膀宽，像一扇门板。脸上的皱纹没有杜师傅那么深，但眼角的鱼尾纹很重，是常年在日头底下眯眼看远处的结果——农民看天、看地、看庄稼，都要眯着眼，时间长看眼角就折了。

他的手让林启铭印象最深——那双手比林守正的还粗糙，指节粗大，指甲缝里永远是洗不掉的黑泥，掌心的茧子厚得像一层老树皮，摸上去跟砂纸似的。林启明跟他握手的时候，感觉自己握的不是手，是一块磨了半辈子的石头。

刘德山有三个孩子——大女儿刘巧儿，十九岁，已经出嫁了；二儿子刘根宝，十六岁，在镇上念初中；小女儿刘苗苗，十一岁，还在村里的小学读书。媳妇叫杨秀兰，瘦小精干，说话快，做事也快，像一台永远在转的缝纫机。

他们住的屋子是正房西头的一间——不到十个平方，一盘土炕占了大半间屋，炕上铺着一张芦席，席子磨得发亮，像一块老铜镜。墙是白灰刷的，白灰掉了一半，露出底下的黄泥墙皮。窗户是纸糊的，透光不好，白天也暗沉沉的。门口挂了一块蓝布帘子，帘子上的补丁摞补丁，像一幅抽象画。

林启明把行李放在炕上，坐在炕沿上环顾四周——这间屋子比他想象的还要简陋。他不是没见过穷——林家湾也不富裕，他小时候住的屋子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但林家湾再穷，也是自己的地方，穷得自在、穷得踏实。而这里是别人的地方，别人的穷跟你隔了一层，你看见了，但摸不到底。

他摸不到这个村子的底。

二

吃饭是第一道关。

晚饭是杨秀兰做的——玉米面糊糊、蒸红薯、一碟咸菜、一碟炒豆角。没有肉，没有蛋，连油都少得可怜——豆角是用一点点油星子炒的，炒出来的菜水汪汪的，像煮的而不是炒的。

林启明不是挑嘴的人——食堂的饭菜也谈不上好吃，他吃了三年也过来了。但玉米面糊糊跟食堂的窝头不是一回事——糊糊是稀的，口感粗糙，像在喝一碗细沙子水，咽下去的时候嗓子眼有一种被刮了一下的感觉。红薯倒是甜，但太小了，拳头大的个头，他吃了三个才半饱。

刘德山一家吃的比他们还少——杨秀兰和刘苗苗一人一碗糊糊，刘德山两碗。菜碟子推到了林启明和陈卫东面前，他们自己不怎么夹。

"吃菜——别客气——"刘德山说，筷子朝菜碟子点了点，但自己没动。

林启明注意到了一个细节——刘德山碗里的糊糊比别人的稠一些，杨秀兰给他盛的时候，勺子在锅底多停留了两秒，把最稠的那部分舀到了他碗里。而杨秀兰自己的碗，稀得能照见人影。

他看着那一碗稀糊糊，忽然觉得嗓子眼堵了——不是糊糊堵的，是一种说不出的东西堵的。他说不清楚那是什么，只是觉得——他碗里的饭，比他们碗里的饭稠。

他来这里是"社会实践"的，是来"了解国情"的，是来"服务群众"的——但群众把稠的糊糊给他喝，自己喝稀的。

这算什么？

陈卫东没有注意到这些。他吃得不亦乐乎——玉米面糊糊对他来说是"原生态"的体验，他一边吃一边说"这就是农民的日常生活啊，我们应该珍惜"，像在背政治课的答案。

林启明没有说话。他低着头，把碗里的糊糊喝完了，一滴没剩。

吃完饭，杨秀兰收拾碗筷，刘苗苗在旁边帮忙。林启明想去帮忙，被杨秀兰挡了——"不用不用，你是客人。"她说"客人"两个字的时候，语气里有一种很微妙的东西——不是热情，是一种距离感，像在说"你跟我们家不是一种人"。

林启明听出来了。

他确实是"客人"。他来这里是暂时的，住十天半月就走，回到省城的宿舍、食堂、图书馆，继续做他的大学生。而他们——刘德山、杨秀兰、刘苗苗——他们一辈子都在这里，喝这口锅里的糊糊，种这几亩薄田，过这种日子。

他是过客，他们是归人。过客看一眼觉得苦，归人过了半辈子不觉得苦——不是不苦，是苦成了日常，日常到了骨头里，就不再用"苦"这个字来形容了。

就像鱼不知道自己在水里。

三

第二天一早，林启明被鸡叫醒了。

不是一只鸡——是全村的鸡，此起彼伏地叫，像一群互相比嗓子的歌手。他揉着眼从炕上坐起来，看见窗户纸已经亮了——白色的光从纸缝里透进来，在地上画了几道细线。他看了看手表，四点五十。

四点五十。

他在省城的时候，四点五十还在做梦。但柳坪村的人已经起了——院子里有脚步声、桶碰井沿的声音、灶膛里柴火噼啪的响。他穿好衣裳推门出去，看见杨秀兰已经在灶房里忙活了——烧水、熬糊糊、切咸菜，动作又快又稳，像一台上了发条的钟。

刘德山不在——杨秀兰说他下地了，天不亮就走。

"这么早？"

"趁天凉快，赶日头出来之前多干点活。日头一出来，地里跟蒸笼似的，人受不了。"

林启明想了想，说："我也去看看。"

杨秀兰看了他一眼，欲言又止，最后说了一句："你穿厚底鞋——地里泥多。"

他穿了那双已经变色的白球鞋，沿着村路往东走。村路两边的庄稼地绿油油的——玉米已经一人多高了，叶子宽而长，在晨风中沙沙作响，像一群人在低声说话。地头有人——远远看去，几个弯腰的影子在玉米行间移动，像几只缓慢的蜗牛。

他走近了，看见刘德山蹲在地里锄草。锄头是小号的，比林启明在电影里见过的那种短一截，但刘德山使得很顺手——一下、两下、三下，每一锄下去都贴着玉米根部的土皮走，把杂草连根斩断，但不伤玉米的根系。这手功夫不是一天两天练出来的，是年复一年在地里弯着腰磨出来的。

"刘叔——"林启明叫了一声。

刘德山直起腰来，回头看了他一眼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——不是不高兴，是那种习惯了独自干活的庄稼人的表情，看见人来不惊，人走了也不念。

"你来干啥？"

"我——来看看。"

"看啥？地里有啥好看的——又不是公园。"

林启明被噎了一下，但没退缩。他走进玉米地，脚底下一滑——地是湿的，昨夜浇过水，泥泞得像一锅浆糊。他的球鞋踩下去，拔出来的时候带了一坨泥，鞋底像绑了两块砖。

刘德山看了看他那双球鞋，嘴角动了一下——不是笑，更像是一种"我就知道"的无奈。

"你这鞋不行——踩不稳，使不上劲。"

"那我——脱了？"

"脱了更不行——地里有虫子，还有碎石头，光脚踩上去要出事。"

林启明低头看了看自己泥泞不堪的球鞋，又看了看刘德山脚上那双沾满了泥的布鞋——布鞋底薄，踩在地上能感觉到地面的每一处起伏，但不会被硌伤。这不是商店里卖的鞋——是杨秀兰自己做的，千层底，一针一针纳的，鞋面是黑布的，鞋帮是白布的，简陋但结实。

"刘叔，我能试试锄地不？"

刘德山看了他一眼，把锄头递了过去。

林启明接过锄头，掂了掂——比他想象的沉。锄柄是木头的，被汗水和泥土磨得光滑发亮，握在手里有一种温润的触感，像握着一段被岁月打磨过的老木头。锄刃是铁的，磨得锃亮，边缘薄如蝉翼，像一把尚未开锋的刀。

他学着刘德山的样子，弯腰锄了一行——第一锄下去，角度不对，锄刃插进了土里太深，拔出来费了半天劲；第二锄好了一些，但偏了，差点削到一棵玉米的根；第三锄更近了，但力道不够，只把草的茎叶砍断了，根还留在土里。

刘德山在旁边看着，一言不发。

林启明锄了十来米，腰就开始酸了——不是普通的酸，是那种从腰椎最底下一节往上蔓延的酸，像一根生了锈的弹簧被反复压缩，每压一次都发出吱嘎的警告。他的额头上冒了汗，汗珠子顺着太阳穴流下来，滴在泥土里，瞬间被吸收了，像水落进了海绵。

他锄完一行，直起腰来，发现刘德山已经锄完了三行。

"你这不行——"刘德山终于开口了，但语气不是嘲讽，是就事论事，像师父点评徒弟的活计，"锄地不是使蛮力，是使巧劲。锄头下去要贴着土皮走，不能深了也不能浅了——深了费力气，浅了不断根。你刚才那几下，前深后浅，力道不均匀，草没除干净，还差点伤了庄稼。"

林启明低头看了看自己锄过的那一行——杂草东倒西歪，有的断了茎，有的连根都没动，跟刘德山锄过的那几行比起来，像小学生的作业跟老先生的书法放在一起。

他的脸上火辣辣的——不是晒的，是臊的。

他读了三年大学，读了那么多书，论起锄地来，还不如一个十一岁的娃娃——刘苗苗放学后也来地里帮忙，锄得比他利索。

书上的知识是死的，泥土里的学问才是活的。

系副主任老齐的话在他耳边回响，这一次，他听出了跟在教室里听时完全不同的味道。

四

社会实践的日程安排是这样的：上午帮村里干活——锄地、拔草、修水渠、搬石头；下午做调查——走访农户、了解生产生活情况、记录数据；晚上开小组会——讨论当天的所见所闻，写心得体会。

林启明很快发现，上午的干活比下午的调查有用得多——干活的时候，农民愿意跟你说话；调查的时候，农民反而拘谨了，像被人审问似的，问一句答一句，答完了就闭嘴，生怕说错话。

原因很简单——干活的时候你们是平等的，你弯着腰锄地，他也弯着腰锄地，你流汗他也流汗，你腰酸他也腰酸，人在同一个姿势里就有了共同语言。但调查的时候不一样——你拿着本子和笔，坐在他对面，问他家几口人、几亩地、一年打多少粮食、收入多少支出多少——你像一个法官在审案，他像一个被告在受审。他能不拘谨吗？

秦晓雯就犯了这个错误。她第一天下午就拿着调查表挨家挨户地走，问的问题又大又空——"您对当前的生产责任制有什么看法？""您觉得农村改革的成效如何？"——农民听都听不懂，只能讪讪地笑，说"都好都好"。

林启明劝她换一种问法——别问"看法"，问"日子"。别问"改革成效如何"，问"今年比去年多收了多少粮食"。农民不说大话，只说实话——但实话要从具体的事情里问出来，不能从概念里问。

秦晓雯不服气，觉得他的方法"缺乏理论高度"。林启明没有争辩——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把调查表收了起来，改成了聊天。他跟刘德山聊天，不问"看法"，问"今年的玉米长势怎么样"。跟杨秀兰聊天，不问"收入"，问"家里的油够不够吃"。跟刘苗苗聊天，不问"教育"，问"你的课本够不够用"。

这些问题的答案比任何调查表上的数据都生动——

玉米长势"还行，就是化肥不够，今年的指标比去年少了两袋"。

油"不够吃，一个月才三两油，炒菜跟刷锅似的"。

课本"够用，是上一届的学长留下来的，有几页缺了，但老师给补了"。

三两油。一个月。林启明在省城的食堂吃一顿饭，炒菜用的油都不止三两。他从来没有想过——不是"想过"这个层面的问题——他从来没有"知道"过，一个五口之家一个月只有三两油。

这不是书上的数据。书上的数据是"人均年收入"、"粮食产量"、"恩格尔系数"——这些数字写在纸上，整齐、精确、冷冰冰的，像医院的化验单，告诉你指标正常不正常，但不告诉你那个数字背后的人是怎么活的。

三两油背后的人是怎么活的？杨秀兰炒菜的时候，锅烧热了，用一根筷子蘸一点油，在锅底画一个圈——不是倒，是蘸，一点一点地抹，像在给一口干裂的井做最后的滋润。抹完了再把菜倒进去，菜在锅里嗞啦一声响，冒一股青烟，然后就是水煮——油用完了，剩下的靠菜本身的水分来炒。

这种"炒"跟林启明认知里的"炒"不是一回事。他的认知来自食堂——食堂的铁锅热油翻滚，菜倒进去噼里啪啦地响，油光锃亮的，每一片菜叶上都裹着一层亮晶晶的油膜。那才是"炒"——但在柳坪村，"炒"是另一种东西，是用水和一点点油的混合物把菜烫熟。

他第一次觉得"炒"这个字太奢侈了。

五

第四天，出事了。

不是大事——相对于后来的许多事来说，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。但在当时，这件事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林启明心里那口深井，涟漪散了很久才平息。

事情是这样的——刘德山的二儿子刘根宝从镇上回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