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五月风》

卷二·春萌

第047章暗访

一

信是从一个不认识的人那里寄来的。

林启明收到信的时候，正在报社的资料室里翻旧报纸。南方春天的潮湿像一只看不见的手，把资料室里所有纸质的东西都攥出了水。报纸发黄发软，翻页的时候手指头能感觉到的滑腻，像摸着一片将烂未烂的菜叶。

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，没有写寄信人地址，只有收信人的名字和单位："南方经济报社林启明收"。邮戳上的地名他看了三遍才认清。云岭县。一个他没听过的地方。邮戳的日期是1989年3月7日，从寄出到他收到，走了十二天。十二天。一封信走十二天，说明寄信的地方偏僻到了邮路的最末端。

他拆开信封。里面是两页纸，蓝色圆珠笔写的，字迹歪歪扭扭，像一排站不稳的人。有些字写错了又划掉重写，划掉的痕迹黑黢黢的，像路面上的坑。

"记者同志你好：

我叫王大有，是云岭县青石乡的农民。我写了好多封信给报社，都没有回音。我不怪你们，你们忙，看不过来。但这次的事我不能再不写了。我们乡今年开春死了三百多亩麦子。三百多亩。不是旱死的不是冻死的，是化肥烧死的。

去年冬天乡里的农资站进了一批新化肥，叫什么'高效复合肥'，一袋四十公斤，卖二十二块钱。比正规化肥便宜八块。乡农资站的人说这是省城大厂的新产品，效果好，用量少，一袋顶两袋。我们信了。全村六十多户人家，五十多户都买了。

开春追肥之后半个月，麦苗开始发黄。先是叶尖黄，后来整片叶子黄，再后来茎秆发软，倒在地上，像被开水烫过一样。拔出来一看，根全黑了。烧够了。化肥烧根了。

我们去找乡农资站。农资站的人说化肥不是他们生产的，他们只是代销。代销的是县城一个叫'丰收农资服务部'的。我们去找丰收农资服务部。服务部的门关着，人跑了。去找县里的有关部门反映。有关部门说要化验。化验要送样品到省城的检测中心。检测费一袋化肥五十块，比化肥本身还贵。我们出不起。

记者同志，三百多亩麦子是我们村六十多户人家半年的口粮。没了就是没了。我们不知道找谁。报上登过你们报社帮老百姓说话的文章，我就写了这封信。你们能来看看吗？

王大有

1989年3月5日"

林启明把信读了两遍。第一遍读内容。第二遍读字里行间。王大有是个农民，文化程度不高，但信写得清楚。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、损失，五个要素全了。他不是在诉苦，他是在报案。报案无门，才找到了报社。

他把信折好，放进衬衣口袋里。然后他站起来，走到资料室门口，探头看了一眼走廊。走廊里没有人。下午三点，报社大部分人出去采访了，留下的在写稿。他回到资料室，开始翻旧报纸。

他要找的不是新闻，是广告。

最近三个月，南方经济报社的版面上出现了不少农资广告。化肥、农药、种子、农膜，五花八门。广告都是小版面，豆腐块大小，塞在分类广告的角落里。他一条一条地翻，翻了半个小时，找到了三条相关广告。

第一条，一月十二日。"'丰收'牌高效复合肥，省城大厂出品，质优价廉，欢迎经销。"联系电话，县城号码。

第二条，二月八日。"'丰收'牌高效复合肥，氮磷钾总含量百分之四十五以上，促根壮苗，增产显著。"联系电话，同一个县城号码。

第三条，三月一日。"'丰收'牌高效复合肥，春季追肥首选，各地农资站均有销售。"没有电话，只留了"各地农资站"。

三条广告。从一月到三月。广告内容越来越模糊。第一条还敢写"省城大厂出品"，第三条连厂名都不敢提了，只写"各地农资站均有销售"。内容越模糊，说明做广告的人越心虚。心虚是因为产品有问题。

他记下了三条广告的日期、版面和联系方式。然后他把旧报纸放回去，走出资料室。

回到工位上，他打开采访本，把王大有的信和三条广告的信息整理了一遍。他的采访本是一个黑色的硬皮本，跟哥哥林启铭的笔记本同款。他不知道哥哥也用这种本子。他出走的时候只带了一把两磅小锤，没有带本子。到了南方之后，他买了这个本子，用了快两年，写了一百多页。

他在本子上写了一行字："云岭县青石乡。假化肥。三百亩麦子。丰收农资服务部。"

然后他在下面又写了一行："怎么去？"

云岭县在哪？他不知道。他拿出一张省地图，在地图上找了五分钟才找到。云岭县在省城的东北方向，距离大约两百公里。没有直达的公共汽车，要先坐车到邻县，再转一次班车，再搭一段拖拉机或步行。单程至少一天。

去之前他得做两件事。第一，查"丰收农资服务部"的工商注册信息。第二，找报社领导批假。

工商注册信息他可以通过报社的通讯员关系查。报社在各地有通讯员，通讯员跟当地工商局的人认识。打一个电话就行。

批假麻烦一些。报社最近在跟另一家报纸竞争一个栏目，人手紧。他跟总编说要请假去采访一个线索，总编问他什么线索。他说农资。总编说农资的事有人跑了吗？他说有人跑了但没跑到点子上。总编问什么点子。他说假化肥。总编看了他一眼。

"你有证据？"

"有一封农民的来信。"

"一封信不够。要核实。"

"我就是去核实的。"

"核实了不一定能发。你知道为什么。"

林启明知道。农资报道是敏感领域。化肥、农药的生产和流通归农业部门和化工部门管，出了问题就是"部门责任"。报道假化肥等于说监管部门失职。监管部门失职的报道发出去，报社要承受压力。压力来自地方政府，也可能来自更上面。

"先核实。能不能发再说。"他说。

总编想了想，批了三天假。三天。一天路，一天采访，一天回程。够不够？不够也得够。

他回到工位上，给云岭县的通讯员打了个电话。电话通了，对面是一个年轻人的声音，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。

"喂？"

"你好，我是南方经济报社的林启明。你是云岭县的通讯员小陈？"

"对对对。林记者你好。"

"我请你帮我查一个东西。县城有一个叫'丰收农资服务部'的店，你帮我查一下它的工商注册信息。老板叫什么，注册时间，经营范围。"

"丰收农资服务部？"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。"林记者，你查这个干什么？"

"有人写信来说他们卖的化肥烧死了三百亩麦子。"

"哦。"小陈的声音变了。不是惊讶，是紧张。"这事我知道。青石乡的农民来县城反映过。但后来不了了之了。"

"为什么不了了之？"

"因为丰收农资服务部的人跑了。门关了，人找不到了。工商局说他们注册的信息是假的。法人代表叫'李大明'，查无此人。"

"注册信息是假的？工商局怎么能通过假信息注册？"

电话那头又沉默了两秒。沉默里有东西。不是不知道怎么说，是不敢说。

"林记者，这个电话不方便。你来了再说吧。"

"我明天到。"

"好。你来之前我帮你查。能查到多少算多少。"

电话挂了。林启明看着话筒，把听筒放回去。小陈的紧张不是假的。一个县级通讯员接到省报记者的电话，紧张是正常的。但小陈的紧张不只是"见领导"的紧张。他的紧张里有"这事不好碰"的意思。

"不好碰"四个字让林启明的直觉亮了。他做记者两年，跑了不少线索，养成了一个判断：什么事"不好碰"，什么事就值得碰。好碰的事大家都去碰了，轮不到他。不好碰的事没人敢碰，碰了就是独家。

他把采访本合上，塞进挎包里。挎包是帆布的，军绿色，他在县城的地摊上花了五块钱买的。包里除了采访本之外，还有一支录音笔、一个傻瓜相机、两卷胶卷、一把瑞士军刀，和那把两磅小锤。

锤子是他从家里带出来的。锤柄上刻着月牙。他没有用过这把锤子。他带着它不是因为要用，是因为它是父亲的。父亲死了，锤子还在。锤子在，父亲就在。

他把挎包收拾好，走出报社。天快黑了。南方春天的黄昏来得早，六点不到太阳就沉了。街上的霓虹灯亮了，红的绿的黄的，在潮湿的空气里化成一团一团的光晕，像水彩画没干透。

他回到住处。住处是报社附近的出租屋，一间十平米的单间，月租十五块。屋里一张床、一张桌、一把椅子，墙角放着一个煤油炉。窗户朝北，常年不见阳光，墙皮发霉了一片，绿幽幽的，像一幅抽象画。

他坐在床沿上，从枕头底下摸出了一样东西。一根红线。红线上串着十二只纸鹤。纸鹤是沈梦溪寄来的。不是寄给他的。是寄给他哥哥林启铭的。

他怎么得到的？

孙铁锤的儿子孙小军。孙小军跟他一起来南方打工，两个人在一家五金作坊里干了大半年。后来他离开了作坊，进了报社。孙小军还留在作坊里。有一次孙小军回镇上探亲，去三车间看了父亲。孙铁锤让孙小军带了点东西回来给他。东西是林启铭给的。林启铭让孙小军转交了一封信和一句话。

信他拆了。信是林启铭写给他的。信里写了三句话："启明，哥在三车间。月牙还在。你的锤子还在吗？"

一句话是孙铁锤口头转述的。孙铁锤让孙小军原话带："你哥说，你在外面干什么他不拦你，但你干的每一件事都要对得起手里的锤子。"

锤子。他低头看了看床头的锤子。两磅的小锤，锤柄上的月牙在灯光下发着暗淡的光。

对得起锤子。

他不知道自己现在干的事对不对得起锤子。他离开家的时候只想逃。逃开父亲死后的阴影，逃开小镇的窒息感，逃开"铁匠的儿子只能打铁"的命运。他到了南方，进过作坊，干过搬运，摆过地摊，最后误打误撞进了报社。他不是学新闻的。他是学机械的。但报社缺人，他文笔还行，就留下来了。

留下来之后他发现，记者这个职业跟铁匠有一种隐秘的相似。铁匠用锤子把铁打成想要的形状。记者用笔把事实从谎言的壳子里敲出来。锤子要落在该落的地方，笔也要写在该写的地方。落歪了，铁就废了。写歪了，事实就变形了。

明天他要去云岭县。去敲一块铁。这块铁叫假化肥。

他躺下来，闭上了眼睛。窗外的霓虹灯透过窗帘缝照进来，在天花板上投下一条细细的光线。光线一闪一闪的，像一个人在眨眼。

二

去云岭县的路比他预想的难。

早上六点从省城出发，坐长途班车到邻县花了四个小时。邻县到云岭县的班车一天只有两趟，早班七点，午班一点。他赶不上早班了，只能等午班。等了三个小时，在邻县汽车站旁边的一个小饭馆里吃了一碗面。面不好吃，碱味重，面条黏在一起像一团浆糊。但他吃完了。出门在外不能挑食。饿着肚子干不了活。

午班班车从邻县到云岭县走了两个半小时。路是碎石路，颠得他的牙齿咯咯响。车上挤了四十多个人，超载了一倍。有人站着，有人蹲着，有人把鸡笼放在过道里。鸡在笼子里"咯咯"地叫，味道很大。车厢里弥漫着汗味、烟味、鸡粪味和柴油味，四种味道搅在一起，浓得像一锅煮过了头的杂烩。

下午两点半到云岭县城。县城不大，一条主街，两排三四层的楼房，楼房的底层是店铺，卖什么的都有。街上的行人不多，大多是骑自行车的，偶尔有一辆拖拉机"突突突"地开过去，冒着一串黑烟。

通讯员小陈在汽车站接他。小陈二十五六岁，瘦，戴眼镜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夹克。他骑了一辆自行车来，后座上绑了一个竹筐。竹筐里放着两瓶矿泉水和一包饼干。

"林记者，路上辛苦了。"

"不辛苦。多久到青石乡？"

"青石乡在县城东边，还有四十里路。没有班车。得搭拖拉机或者骑自行车。骑自行车两个小时。拖拉机快一些，一个半小时，但不一定有。"

"现在去吗？"

"现在去的话天黑前能到。但你最好先换个装。"

"换装？"

小陈从自行车的后座上解下一个布袋子，递给他。布袋子里是一套衣服。蓝色的旧中山装，洗得发白，领口有补丁。一条灰色的确良裤子，膝盖磨薄了。一双解放鞋，鞋底有些磨损但还能穿。

"你穿你现在的衣服去青石乡，一看就是城里人。村里人见了城里人会躲。你穿这个，他们当你也是农民，话才说得出来。"

林启明看了小陈一眼。这个年轻人比他想象的细致。他接过布袋子，在汽车站的厕所里换上了衣服。中山装大了半号，裤腿长了，卷了一圈。解放鞋刚好。他照了照镜子。镜子里的人不像记者了。像一个走村串户的货郎，或者一个从县城回来过年的农民工。

他把自己的衣服和挎包塞进布袋子里，把布袋子绑在小陈自行车的后座上。采访本和录音笔放进了中山装的口袋里。相机他犹豫了一下，最终没带。相机太显眼了。

"走。"

小陈骑车，他坐在后座上。自行车出了县城，上了乡间公路。公路是土路，两旁是稻田和麦田。三月的南方已经暖了，田里的油菜花黄了一片，金灿灿的，像铺了一地金子。麦田是绿的，麦苗已经有半尺高了，在风里轻轻摇晃。

他看着麦田。绿油油的麦苗。但王大有的信里说，青石乡的麦苗是黄的。黄的。烧够了。三百多亩。

骑了一个半小时，到了青石乡。乡政府所在地是一个不大的村子，几十户人家沿着公路两旁排开。房子是砖瓦房和土坯房混在一起，有的刷了白灰，有的没刷。乡政府是一栋两层的砖楼，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子，"青石乡人民政府"。牌子上的漆掉了大半，露出灰白的木头本色。

小陈没有把他带去乡政府。而是拐进了一条小巷，停在了一户人家的门前。

"王大有家。"

门是木门，半掩着。小陈推开门，往里喊了一声："大有叔！"

院子里有人出来。五十来岁的男人，矮，黑，瘦得像一根被风吹干了的甘蔗。他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棉袄，脚上是一双露出脚趾的布鞋。脸上皱纹很深，像干裂了的田地。他的手粗大，指甲缝里全是泥，黑黢黢的。

"你是报社的记者？"他看着林启明，眼睛里的光复杂。有期待，有怀疑，还有一丝他不太敢确认的希望。

"我是。"林启明说。他没有说"记者"两个字。他说"我是"。两个字够了。

王大有的嘴角抖了一下。他把他们让进了屋。屋里暗，只有一扇朝北的小窗户透着灰蒙蒙的光。桌上摆着半碗稀饭和两块红薯。稀饭已经凉了，红薯的皮皱了。这是他的午饭。下午两点了，他还没吃午饭。

"大有叔，你先吃。吃完了我们再聊。"林启明说。

王大有摇了摇头。"吃不下去。心里堵得慌。你们坐。我去倒水。"

他倒了两碗白开水。水是温的，大概早上烧的。林启明接过来喝了一口。水里有铁锈味。井水的铁含量高。他家乡的井水也是这个味道。

他坐下来，掏出采访本和笔。王大有的眼睛跟着采访本走。本子打开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微微前倾了。他紧张。农民面对记者的紧张不是因为记者这个人，是因为记者手里的笔。笔能写字。只能登报。报能传到很远的地方。远到他们一辈子也走不到的地方。

"大有叔，你信里说的事，你再跟我说一遍。从头说。什么时候买的化肥，在哪买的，谁卖的，怎么卖的。"

王大有开始说。

他的声音低沉，沙哑，像一把锈了的锯子在锯木头。说话的时候他的手一直搓着膝盖上的补丁，搓得布面起毛。

去年腊月二十三，乡农资站进了一批化肥。化肥的包装袋是白色的编织袋，上面印着"丰收牌高效复合肥"几个红色大字。包装背面印着成分表：氮百分之十五，磷百分之十五，钾百分之十五，总含量百分之四十五。还印着"省城化工研究所监制"。

乡农资站的站长姓周，叫周来福。周来福跟村民们说，这批化肥是省城大厂的新产品，效果好，用量少，一袋顶两袋。价格也便宜，二十二块钱一袋，比正规化肥便宜八块。年底了，厂家搞促销，让利给农民。

村民们信了。为什么不信？农资站是乡政府管的。农资站卖的东西，那就是政府认可的东西。政府还能骗自己人？

全村六十多户人家，五十三户买了。最多的买了十袋，最少的买了两袋。王大有买了五袋。五袋一百一十块钱。他把秋天的收成卖了才凑够这笔钱。

开春二月底，追肥。麦苗返青的时候最需要肥。追了肥，麦苗就长得快，长得壮。不追肥，麦苗就瘦，穗小，产量低。

追了肥之后一周，麦苗的颜色变了。本来是翠绿的，变成了深绿。深绿不是好事。太深了说明氮肥过多，麦苗在"疯长"。疯长的麦苗茎秆细，容易倒伏。

又过了三天，麦苗开始发黄。叶尖先黄，然后整片叶子黄，然后茎秆发软。拔出来一看，根是黑的。

烧根了。

王大有说到这里的时候停了一下。他低下头，搓膝盖的手停了。沉默了大约五秒。然后他抬起头，眼睛红了。

"记者同志，你种过地吗？"

林启明摇了摇头。

"种地的人把种子撒下去，看着它发芽，长苗，分蘖，拔节，抽穗。每一个阶段都像养孩子。你看着它长，心里踏实。然后有一天你发现它病了，根烂了，救不回来了。那种感觉……"他没有说完。他的嘴闭上了，下巴上的肌肉绷紧了，像在咬什么东西。

林启明没有追问。他等了一会儿，等王大有的情绪过去了，才继续。

"你去找过周来福？"

"找过。第二天就去了。周来福说化肥不是他生产的，他只是代销。代销的货是从县城'丰收农资服务部'进的。他给我们留了服务部的地址和电话。"

"你们去找服务部了？"

"去了。三个人骑着自行车去了县城。找到那个地址，门关着。问隔壁的店铺，说这家店年前就关了，人走了。打了电话，电话打不通。号是空的。"

"然后呢？"

"然后我们去了县里的工商局。工商局的人登了记，说要调查。调查了一周，回复说'丰收农资服务部'的注册信息是假的，法人代表查无此人。他们也没办法。"

"工商局说查无此人就完了？"

"完了。我们问那化肥到底是谁生产的。工商局说包装上写的厂家是假的，省城化工研究所说没有监制过这个产品。整个链条都是假的。假厂家、假监制、假注册。他们说要追查源头，但需要时间。"

"多长时间？"

"没说。就说了'需要时间'。后来我们又去了两次，每次都是'正在调查中'。再后来就没人管了。"

"你给报社写了信？"

"谢了。写了四封。前三封没有回音。第四封你回了。"

"你手上还有化肥的样品吗？"

"有。我留了两袋没拆封的。怕万一有人来查，得有东西给人看。"

"拿出来我看看。"

王大有站起来，走到屋后的一个小棚子里。棚子是砖头垒的，没有窗，门是一块木板。他从棚子里搬出了两袋化肥。白色编织袋，四十公斤一袋。袋子上印着红色的"丰收牌高效复合肥"字样。背面印着成分表和"省城化工研究所监制"。

林启明蹲下来，把袋子翻了一遍。编织袋的缝口处有线头。他拽了一根线头，拉开了缝口。化肥露出来了。

灰白色的颗粒。他捏了几颗放在手心里看。颗粒不均匀，有的圆有的碎，颜色发灰，不像正规化肥那样均匀透亮。他闻了一下。正规复合肥有一股淡淡的氨味。这个几乎没有氨味，反而有一股酸涩的味道，像发霉了的面粉。

他用手指捻了捻颗粒。颗粒很软，一捻就碎成了粉末。正规化肥的颗粒硬度高，不容易碎。能碎成粉末说明颗粒没有经过 proper 的造粒工艺，可能是用原始的混合粉末强行压制成粒的。

"小陈，你帮我找个塑料袋。"

小陈从屋里找了一个塑料袋。林启明从袋子里装了两把化肥样品，扎好口，放进中山装的口袋里。

"大有叔，你说的三百多亩，是全部烧死了还是部分？"

"全部。烧死的。根全黑了。挖出来像炭一样。三百一十二亩。我量过的。"

"损失多少钱？"

"一亩地正常产麦子六百斤左右。三百一十二亩就是十八万七千斤。按去年的收购价两毛八一斤算，五万两千多块。加上买化肥的钱一千一百多块。总共五万三千多。"

五万三千多块。对于青石乡的五十多户农民来说，这是半年的口粮和一年的希望。

"还有别的村买了吗？"

"听说隔壁的柳溪乡也买了。买了多少不知道。死了多少亩也不知道。你可以去问问。"

林启明在本子上记下了这些数字。他的字写得很小，一行一行地排着，像田垄上的麦苗。

三

第二天一早，林启明去了柳溪乡。

柳溪乡在青石乡东边二十里路。没有公路，只有一条田埂路，窄得只能走一个人。他步行走了两个小时。路上经过了好几片麦田。有些田里的麦苗是绿的，长势不错。有些田里的麦苗是黄的，稀稀拉拉的，像被火燎过了一样。黄的就是追了假化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