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到省城之后，日子又恢复了以往的节奏。上班，下班，吃饭，睡觉。周而复始，像一架上了发条的钟，嘀嗒嘀嗒地走着，不快不慢。我渐渐习惯了这种平淡的生活，甚至开始享受它。不用半夜惊醒，不用担心棺材里的东西，不用在黄河边的洞穴里摸黑前行。每天早上醒来，看到的是出租屋的天花板，听到的是楼下的汽车声和早点摊的吆喝声。这种平凡的、安全的、乏味的生活，让我觉得踏实。

但有些东西还是变了。比如我开始关注天气预报里黄河沿岸的降雨情况。比如我看到新闻里报道黄河汛期的时候，会多看两眼。比如我偶尔会在网上搜索老家的消息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事件。大部分时候，什么都没有。没有异常，没有事故，没有奇怪的现象。黄河安安静静地流着，村庄安安静静地存在着，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。

这样很好。我希望一直这样。

五月的一个周末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。号码是陌生的，归属地显示的是郑州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

“喂，请问是陈秋生先生吗？”电话那头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，口音带着浓重的河南腔。

“我是。您是？”

“我是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的研究生，我姓马。”他说，“我们在整理一批黄河沿岸的民间文献时，发现了一本手抄本，署名是‘柳文远’。我们在书里找到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您的名字和电话号码。想请问一下，您和这位柳文远先生是什么关系？”

我握着手机，沉默了几秒钟。柳文远？他的手抄本怎么会跑到郑州大学去？

“他是我的一位长辈。”我说，“你们在哪里找到那本书的？”

“在黄河边的一个废弃渡口附近。”马同学说，“我们前段时间在那一带做田野调查，在当地一位老乡手里收到的。老乡说是在老房子里清理杂物时发现的，不知道是谁留下的。我们翻看了一下，发现里面记载了很多关于黄河水文和民间传说的内容，很有研究价值。但书中夹着一张纸条，写着您的联系方式，所以我们想确认一下，这本书是不是应该归还给您或者柳文远先生。”

“那本书里还夹了别的东西吗？”我问。

马同学沉默了几秒钟，像是在翻看那本书。然后他说：“还夹着一张地图，手绘的，画的是黄河沿岸的一些地点。地图上标注了几个字，像是‘锁龙穴’、‘野狐渡’、‘龙王庙’之类的。”

我握着手机，感觉手心有些出汗。

“那本书和地图，你们能暂时替我保管吗？”我说，“我下周去郑州，当面看一下。”

“可以的。”马同学说，“您到了郑州联系我就行。”

我挂了电话，站在窗前，看着窗外的天空。天空很蓝，有几朵白云在慢慢地飘着。楼下有小孩在嬉闹，笑声清脆，像是夏天的风铃。

柳文远的手抄本。他什么时候写了一本手抄本？又是什么时候把它留在了野狐渡？那张地图——和舅公留下的那幅地图是不是一样的？他是不是还留下了什么别的东西？

一周后，我请了假，坐上了去郑州的火车。郑州比省城要大得多，火车站人来人往，喧嚣嘈杂。我出了站，按照马同学给的地址，找到了郑州大学的历史学院。马同学是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，瘦高个，说话斯斯文文的。他把我领到一间办公室里，从一个文件柜里取出一个档案袋，放在桌上。

“这就是那本手抄本。”他说，把档案袋推到我面前。

我打开档案袋，从里面拿出一本书。书的封面是深蓝色的，已经褪色了，边角磨损得很厉害，看起来有些年头了。封面上没有书名，我翻开第一页，看到一行熟悉的字迹——柳文远的笔迹，和我在锁龙穴里看到的那本《柳氏水经》上的字迹一模一样。

我翻了翻，书的内容和《柳氏水经》有些相似，但更详细一些。前半部分仍然是黄河水文记录，后半部分则是柳文远自己添加的注释和补充。在一些案例的旁边，他用红笔写下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，有些地方还画了示意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