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李琴台而言，只要他保持从来练功不要命的状态，以及纯粹的、只有京剧的生活，成角儿只是顺其自然的事情，是时间的事情，所以心底并没有很强烈的要成角儿的欲望。

童老师从他的眼睛里，看出了这一点。

所以童老师又说，成角儿的标准，不是看他在行业里身份有多高、奖项有多少、头衔有多重，而是看他能为行业撑起多大一片天。

京剧的复兴，不是京剧能展现多大的荣光，而是让吃京剧这碗饭的人，都能吃得上饭、吃得饱饭。

她给李琴台算账，1976年，全国有京剧团240个，从业27600人。到2009年，还剩下108家，从业7933人。

两万人，这个数字对任何遭遇而言，可能都不算庞大。可落在每一个具体的人头上，就是天翻地覆、无以为继。

李琴台听得心里一惊。

童老师苦笑着，“这还是有编制的专业院团，还有数不清的民营京剧班社、业余票社、综合剧院下设的京剧分队，脆弱地像沙一样，风一吹就都散了。

可就是存活下来的这些院团，经费也很困难，有的甚至连人头费都保证不了。绝大多数的京剧演员，练着最苦的功，到手的钱却连糊口都难。”

李琴台有些丧气：“看京剧的人太少了。”

“不可以这么想。”童老师严肃地纠正：“虽然现在多种多样的文艺确实对我们行业有冲击，可我们也要想，‘曲高和寡’里，我们做到‘曲高’了吗？

我们有唱得比前人更好吗？总有人说四大名旦的年代好，可是我们真的有四大名旦的技艺和绝活吗？”

李琴台听得认真，深受感触地点头。“师父说的是。”

“所以我们需要角儿，真正的名角儿。

一个行业最顶尖那批人的上限有多高，决定整个行业的下限能有多高。

比如你唱火了，火遍大江南北，许许多多因为你感受了京剧的魅力，想去现场看一场京剧。

可不是所有人，都能随时随地来燕市，来看首都京剧院的戏，那他们就会去本省的京剧院看，或者去市剧院、县剧团看，是不是就盘活了？

而且你火了，名利双收，练着功的后辈们就会有动力好好唱，就会有人觉得来学戏是有出路的，人才才能一茬一茬地来，京剧才能一代一代地火。

说白了，成角儿成的是自己，更是京剧行业。”

师父的那段话，在日复一日的回忆和铭记中，李琴台能一字不落地背下来。

他也是这么做的。

剧院里内斗的事情也多，可所有人都公认李琴台不是野心很大的人，只是天赋太强、功夫太硬，让他年纪轻轻就独占鳌头，旁人眼红也挑不出道理来。

可其实心底里，李琴台比所有人都更想唱火，都更想成角儿。

他想要的不仅仅在剧院里，或是在京剧行业里唱火，他更想把京剧带出去见天光，想让在这棵大树下站着的人，都能乘到凉。

为此，他将生活中所有和京剧无关的事情，都生硬地剥离出去，让生命里除了活着，就是练功和演出，也不以此为苦，反以此为乐。

这些极端的日子里，支撑着李琴台的信念，是他相信，自己会有撑起一片天的那一天。

可是……

童老师的诀别一场后，李琴台不再相信了，或者说，不敢再信了。

童老师是李琴台最崇敬的人，是他心中京剧技艺最高的人，是当代最伟大的京剧艺术家。

可她一直燃烧自己到最后一场演出，也没能把京剧重新唱火。

童森丽都不行，李琴台凭什么可以。

李琴台不是因为犯病听不到声音，所以才下定决心不唱了。而是唱不动了，没有心力唱下去了。

从5岁开蒙，到现在的27年间，李琴台没有一日练功在5小时以下，没有一日睡过6小时以上。

只练了5小时，是李琴台参加高考的那几天。

27年，李琴台把苦吃透了、吃穿了。

可是他却觉得，自己把辞职信递到肖院桌上的那一刻，才是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。

像是把断腿之人的拐杖抽走，把病入膏肓之人的呼吸机拔掉，李琴台垮了。

一直到要割舍的这一天，李琴台才发现，除却京剧，自己的生命里什么都不剩了。

偏偏是这个时候，一直闷头走路的李琴台一抬头，发现自己正好走到了剧院的门口。

“首都京剧院”几个亮灯的大红字，像是剑一样戳进他的眼睛。

李琴台心里想，自己第一次来到这里的那一天，一定不想到未来会有一天，他会陷入这样的境地。

抱着它，走不动；放下它，无路可走。

李琴台站在剧院门口，茫然地环顾四周。凌晨的街头没有什么人，但偶尔路过的人，好像都知道自己要去哪。

出租车司机要去找客人，西装革履刚下班的人要回家，喝多了醉汉要找个地方呕吐，流浪狗要去翻下一个垃圾桶。

全世界就只有他，不知道要去哪，不知道还能去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