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哦——”朵朵发出恍然大悟的声音，她刚要回话，忽然出现在门口的徐朝颜打断了她。

“朵朵！你又在大门口干什么？说了以后只能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玩，这么快你就忘了？”徐朝颜神色紧绷，一看就是还停留在绑架的后怕中。

“……知道了。”

朵朵不服气地撇了撇嘴，拿起滚梯朝入户大门走去。

徐朝颜紧紧握着她的肩膀，消失在客厅深处。

今天的晚餐桌上，只有几碗红薯稀饭，一碟榨菜。蔡岛嘉用眼神扫了一遍，自己那碗稀饭最稀，稀得像是煮饭的水，而不是煮出的饭。

但他没有抱怨，他吃得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心甘情愿。因为他知道，何家消失的餐费正在他的后备箱里。

那还抱怨什么？

他唏哩呼噜地喝完这碗稀饭，在其他人还在沉默地就着咸菜的时候，先一步回到了三楼自己的房间。

用什么东西能引诱朵朵成为“和他一样的人”？对象只是猫狗还是太轻了。但如今流浪汉也不好找了，尤其是奥运会期间，路上别说流浪汉了，连垃圾都见不着一个。

他倚在窗边，看着停在楼下的黄色出租车，目光集中在载有他后半生全部希望的后备箱上。屋子里的灯光忽然闪了一下，他疑惑地抬头，又闪了一下。天花板正中央的那枚顶灯，完全消失了光芒。

蔡岛嘉站到灯罩下方抬头查看，中间的灯泡钨丝泛黄，不知是什么年代的产物了，能坚持到今天才坏，也不容易。

他推开房门，走出冷气充足的房间，回到热气腾腾的公共区域。他在一楼找到何阿公，询问家里是否有新的灯泡。

“灯泡烧了？哎哟，老房子常有的事。家里都备着呢，我给你拿。”

何阿公打开电视机下方的抽屉，很快就找到了一枚还没开封的新灯泡递给他。

“人字梯在哪儿呢？”蔡岛嘉差点脱口而出“上次不就放在三楼客厅吗”，他还用那个人字梯检查了吊顶，被朵朵逮个正着。

“啊，在杂物间呢。我带你去。”何阿公说。

所谓的杂物间，就是楼梯下方的狭窄区域。何阿婆在那里堆满了纸壳、饮料瓶、可能会用上但实际上只是留着吃灰的旧家具，何阿公从里面艰难地拖出人字梯。

“谢谢，我自己拿上去就行了。”蔡岛嘉接过人字梯，抱着上了三楼。

就这么一小会的工夫，他的衬衫已经被汗打湿。他一边在心中抱怨今年的酷热，一边将人字梯放到烧掉的灯泡下方，踩着梯子蹬了上去。

剥掉新灯泡的包装盒，他正要动手拧下旧灯泡，视线忽然在灯罩下方一个黄豆大小的印记上凝住了。

四周布满灰尘，只有这黄豆大小的一块地方，干净得像是专门擦过。

这是什么？

他皱起眉，靠近灯罩，正要仔细端详，门外传来了何序的脚步声，他停在门外，淡然道：

“我爸说你屋里的灯坏了，让我来看看。需要帮忙吗？”

“哦，马上就换好了，不用！”蔡岛嘉下意识喊道。

他不再迟疑，拆下旧的灯泡，迅速换上了新的。他爬下人字梯，来到门前，开门后，何序还在门外。他们尴尬地打了个照面，蔡岛嘉心虚地按下了墙上的点灯开关，顶灯霎时亮了起来。

“爸说能在困难时刻伸手的都是家人，让我多照顾你。”何序的目光从灯罩上移开，“那一万块，我们会想办法尽快还你。”

“不用，你们手头宽裕了再还也行。反正就一万块。”蔡岛嘉干笑道。

何序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开了门前。

第二天一早，自建楼里静静悄悄，何阿婆似乎还在为一百六十万心痛，即使朵朵回来了，也没有再呼朋唤友跳那广场舞。但蔡岛嘉却罕见地在没有噪音污染的情况下，起了个大早，第一个坐在早餐桌前。

早餐还是红薯稀饭配榨菜，何阿婆路过厨房，看见他正在打饭，讽刺道：

“哟，太阳怕是要打倒了噻，有些猪儿虫竟然还有这么早起床的一天。”

蔡岛嘉笑了笑，没理会她怒气冲冲的嘲讽。

“没办法，好多天没出车了，要去上班挣饭钱啊。”他说。

吃完早餐，他来到前院，坐上黄色出租车，驶出了大院。八里村的空气永远那么闷热，永远有一股不知何处传来的下水道臭味，蔡岛嘉把车开出自建楼，潮湿的笑意随即沉了下去。

黄色出租车像水一样汇入车海，蔡岛嘉焦躁地等待前方红灯变绿，手指不耐烦地敲击着方向盘，被他按下的计价表已经许久都没有抬起来过了。一辆老旧的巡逻车从对面驶来，与他擦身而过。

戚迪坐在车上，刚打完一个电话，他一边连连道谢，一边调转方向，一脚油门开向城市边缘。

周围的建筑越来越矮，广告牌从“手机分期”“喜迎奥运”换成了“回收废铁”“砂石运输”。路面也跟着变了，沥青变成水泥路，坑洼一片，车轮一颠一颠，像在提醒他已经离开了“江都”这两个字好看的部分。

再往前，是大片空下来的地——没盖完的厂房骨架，杂草长到半人高的荒地，一条发黄的小河贴在土坡边打着弯，河面上飘着塑料袋，太阳一晒，味道发闷。

省二监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。

先入眼的是那堵墙：一整圈水泥围墙，比两层小楼还高，墙顶一圈盘着银白色的铁刺线，太阳一照，冷光一节节闪，像鱼鳞。墙身没有一点装饰，全是死板的浅灰。

墙角有岗楼，水泥方盒子，四面是窄窗，窗框里挂着防弹玻璃，玻璃反光，看不清里面的人。离得近了，能看到岗楼外沿装着探照灯，日头正硬，也没开，可就是那种灯，让人本能想把身体缩小一些。

正门在一段内凹的墙面上，修得像机关单位的大门，但里面的待遇却与机关截然不同。厚重的深绿色卷闸式钢门合得死死的，只留中间一扇小门供人出入。小门上头钉着一块蓝底白字的牌子，写着它的大名——但人们还是更常称呼它为“省二监”，或者“城北监狱”。

门口的地带画着一片黄色斜线禁停区，线被来回碾得发白，中间只站着一个穿深色制服的武警，他没有动，只有目光随着每一辆靠近的车挪一下。

戚迪把速度放慢，在武警靠近的时候，出示了自己的证件，告知了来意。对方打了个内部电话，确认无误后，点头放行。

他今天是来看田永的。

在看完了所有案件相关的资料后，他决定亲自来见一见当事人。当然，其中又少不了梁芸的帮忙。

事成之后，他一定要请她吃宵夜。他再次想到。

车开进内院之后，空气中的低气压更明显了。外头还有蝉、还有工地里钢筋碰撞的“当啷”声，但水泥围墙里几乎什么都没有，只剩安静。那不是自然的安静，是被整理过、筛过的安静。水泥地刷得发白，边角没有一片落叶，没有一根烟头，只有几条画得笔直的停车线，还有地面上褪色的箭头。箭头其实已经掉漆，显出下面粗糙的灰，但看得出来，还是反复被人拿拖把刷过。

戚迪把车停在划定的访客车位。刚踩地，热气就从水泥地面往上反，像有人把吹风机开在脚踝上。他本能想摸烟，但兜里只有一把薄荷糖，他的手指缩了回来，在腰带上蹭了蹭，好像一开始就是想要调整腰带似的。

接待他的是一个值班狱警，三十多岁，不多话，态度也不算热情，只是公式地确认了一遍身份证件、工作证、来访事由，又低头在一本磨得起毛的登记本上抄了几行字。登记本用的黑色圆珠笔，前几页的字迹已经透印到下一页，像常年都在重复这一套。

“手机关机，放这里。”狱警指了指一面铁柜墙，“打火机也要放。”

“不抽烟。”戚迪把手机扔进其中一个开着的空柜子，接过狱警递来的钥匙，亲自锁上。

他们往里走。

从外院到会见区，中间是两道门。第一道是防盗门，黄到发旧的漆面有明显的污痕，都是人推门留下的；第二道是重的金属门，门边焊了合页和厚锁舌，开关的时候会带出一点低沉的震动，像在地下室开卷闸。

进门后是一条狭长的走廊，走廊的顶灯是日光管，冷白色，死亮，没有一处阴影，照得人皮肤颜色立刻变得发灰。

走廊尽头是一间会见室。

狱警推开门的时候，说：“十五分钟。”

戚迪点头。

会见室不大，比派出所的普通询问室还小半圈，长方形。房间被一道半身高的金属栏杆硬生生分成两半，栏杆上焊了透明的厚有机玻璃板，玻璃已经被抹得起了细雾状的划痕，正对的位置开着一块巴掌大小的镂空，方便说话。

栏杆这边是两把固定在地上的金属椅，腿上直接打了膨胀螺丝；对面是一张同样焊死的金属长凳，靠墙，墙上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黑头摄像机，已经准备好记录这场会面。

田永坐在那张长凳的正中。

他与戚迪常日里接触的那种流氓地痞完全不同，他的身上没有纹身，没有剃得能看见头皮的寸头，也没有凶狠的表情。这个五十二岁的男人鬓角全是灰白，他的脸型本来应该是饱满的，五官很大气，但现在肉垮了下去，尤其是下颌线的位置，被岁数和疲惫往下拽出一圈松的皮。他没有胡子渣，但法令纹、鼻翼两侧那些刻出来的折痕，都比他这个年龄该有的深。

他的背微微弓着，浑然看不出从前在本地财经报纸上指点江山的气势。

听闻开门的声音，他抬起头，眼神非常快地扫了戚迪一眼，带着一丝畏惧。他的眼皮带着浮肿，精神气已经被监狱生活完全抽走了。

“戚警官？”他说。

声音有一点哑，像喉咙里有一层沙子。

戚迪在栏杆这边坐下，椅子是金属的，屁股刚一靠上去就觉得凉。他往前倾了一点，身子微微往前压，让脸离那块小小的开口更近一些。

“田永。”他说，“我们聊一会儿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