戚迪要了这位还在工地上的“王经理”的电话，没有电话直接沟通，而是用电话确定了会面地址，然后开车过去。

在嘈杂的工地上，王经理把他带到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工程部，戚迪拒绝了他倒茶的举动，直接问起了04年的事情。

“那个疯女人？我记得，记得。”

王经理一脸和气，似乎因为从未接触过警察而怀着好奇，显得格外配合。

“她确实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，平时吃住都在那片地上，以前还是棚屋时，倒没人管她。但后来项目开工了，闲杂人员肯定是要清场的。我们曾经去和她沟通，想请她离开，但她脑子有问题，根本无法交流。而且有暴力倾向，我们不敢刺激她，报警倒是管用，但也就管一时，她看见警车和穿制服的就跑，跑了过两天又回来。”

“我们曾经有人把她的东西都扔掉——也不是说扔吧，”王经理找补道，“就是把她的那些破棉絮，脏衣服给挪了个地，搬到项目外面去了。人家可好，捡了回去，过一晚又搬回来。我们就算派人盯着她，也不是长久的事，这工程争分夺秒啊——”

“后来你们是怎么解决的？”戚迪打断他。

“田永给了那女的一笔钱，让她离开了。”

“你确定吗？”

“我确定啊。”王经理笃定地说，“隔天田永自己说的，说是给她在老家安排了一个保洁的工作，给了她路费，让他的司机送她回老家去了。”

“司机？蔡岛嘉吗？”

“对啊，就是他。”

一个惊人的猜测像闪电从戚迪的脑子里擦过，擦着后颈皮肤，带起一阵麻痹。

所有线索都重叠到了一起，现在只差一条线，把它们完全串联起来。这条线就是证据链。

“你知道这个女人的老家在哪儿吗？”

王经理摊了摊手：“田永没说。反正我们也不问嘛。能干就行，工期压得死人，谁有空去管一个捡破烂的流□□？对吧。”

“我想听细一点，”戚迪说，“她卡的是哪一段工期，具体位置在哪，停了多久？”

王经理愣了愣。他原本以为警察只是来走个过场，问问“有没有受贿啊”“有没有账外的钱啊”这类问题。没想到问得这么细，细得像要重走一遍现场。他下意识地抹了一把脸，仔细思索起来：“你等我一下。”

他从办公桌靠墙的文件柜里翻出一个旧档案袋。档案袋的牛皮纸边已经发软，封口处用过的回形针把纸磨出了一道光亮的折痕。他在里面翻拉一通，抽出一张褪色的现场平面图，指着其中一个用红笔圈起来的小方块：“就在这儿。当时这块地准备用来打桩做商住楼的基础。我们原定三月底完成清场，她一闹，直接拖到八月份，上面的人下来督查了好几次，骂得很难听，问我们是不是吃干饭的。”

“你们那时候怎么处理她？”戚迪重复。

“还能怎么处理？先劝，劝没用就吓……有个年轻的还动手推过她，结果被她反手抓了一把，整条胳膊一道血口子。我们也考虑过给钱，那时候拆违建有时候也会私底下塞点钱打发人嘛，就说给你几百块，给你找个旅社住几天，她死活不要，说她‘有家’。她还拿砖头垒了个小矮墙，跟狗窝似的，非说那是她的地方，谁也别碰。”

“她的‘家’在哪儿？”戚迪问。

“就在桩点正中间啊。”梁经理苦笑，“她就占着那个正中心，四块水泥板拖了几张破木门，搭得像地堡。她人钻里面，谁靠近就拿粪扔谁——她专门有几个桶，装的全是公厕偷来的大便，这谁敢惹她？只能派推土机了。但推土机一开过去，她就往轮子下面扑。司机吓得不敢往前动，怕碾死她。趁警察来了，她逃走后，我们好歹把那个地方给推平了，但人家能屈能伸，抱着破被子就在原地睡上了。”

戚迪低声道：“推土机来了也不怕的人，被田永‘摆平’了。”

“对。”梁经理没察觉他的言下之意，点头附和，“我们早上到现场开工，她已经不在那了。我们那时候还在底下议论，不知道她宰了田永多大一笔呢。”

“有没有人知道她叫什么？”戚迪不死心地又问了一遍。

王经理噗地笑了一声，又马上板起脸，像是觉得这时候笑不太合适：

“她没跟我们说过名字啊。你喊她什么，她都不理，除非你喊‘喂’。喊‘喂’，她会探个头出来骂一顿，说‘滚’，然后继续蹲着。我们那边就都叫她‘喂’。有时候也开口叫‘疯女人’，但叫‘疯女人’的时候，她是不会搭理你的。”

“她几岁左右？大概长什么样？”戚迪继续问。

梁经理皱着眉头回忆：“岁数……不好说。她那张脸，不知涂了什么，黑漆漆的，是那种看上去可以是三十五，也可以是四十五的样子，穿一套男式的旧军绿棉服，夏天也穿在身上，一股馊味。身高很普通，大概一米六吧。”

“她有没有什么明显特征？比如手指有没有少一节，脸上有没有疤，走路是不是有瘸？”戚迪问。

王经理被这一连串具体的问题压得心生不安：“你这……是出什么事了啊？警察同志，我就问一下，是不是她犯什么案子？我们顶多就是骂她、吓她，可没真打过她。要我说，我们被她伤得可重多了，当时被抓伤那小伙子，胳膊上缝了几十针呢！”

戚迪没有回答问题，只道：“这些我得一一核实。还有别的人能对上当时的情况吗？工地具体负责人、包工头、现场安全员，谁都行。最好是当时亲眼见过她的人。”

梁经理被他盯得心里发毛，但还是翻了翻他那摞电话簿似的记事本，指了三个名字：“这个老刘，当时是现场安全。这个小张，测量的。还有陈总，实际是包工头，但我们对外叫他‘外协项目经理’。他们都参与过。”

“我需要见他们。”

“现在？”梁经理抬腕看表，“老刘在本部，楼下机修间抽烟。小张不一定，上线去了，不过我能打电话叫他回来。陈总自己开了个小公司，工地在北郊那边，我可以给你他电话。”

“先把能找到的叫上来。”戚迪说，“我等着。”

老刘本人像是从工地直接挪上来的：皮肤黑得发亮，安全帽是随手拎在手里而不是戴在头上的，汗味混着烟味扑在一块。他一听“04年那个女疯子”，当场翻了个白眼：“那个疯婆子啊？哎哟，她给我留的疤现在都还在呢。”

他把手臂伸出来，指着靠近手腕的一条细长旧痕：“你看，都是她抓出来的。我们那时候真拿她没辙。她哪是什么钉子户啊？钉子户好歹有个房本、有个户口，她连身份都没有。她那就是在那片地上扎了个窝，就跟蛇占地盘似的，你一动她窝，她就发疯。”

戚迪又问了几个问题，老刘说的和王经理差不多，没有什么新鲜情报。其他两人也陆续赶到，他运气很好，他们一个就在附近，一个正闲着，乐意来凑凑热闹。

但问来问去，得到的情报都和之前的差不多。

“……你们怎么都赶不走的人，田永一来，然后她就消失了。”戚迪低声总结。

“对。”老刘点了一根烟，叼在嘴角，“一夜之间，人没了。我们都不相信。问田总，田总说他解决了，送她回老家了。我们还能说啥？赶工期呀兄弟。桩机在那儿干等着，等一天就是几千块。没人有心思追这个。”

戚迪脑子里闪过几个画面，像一格一格老旧监控画面往回倒带：水泥地上用几块木板围起来的“堡垒”，里面放着脏兮兮的旧军绿棉服，即是衣服，也是被褥；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不要命地挡在推土机前；再然后，她就消失无踪了。

没人问她是谁。没人问她去哪儿。

他突然意识到，从头到尾，“她”只以“阻碍工程进度的麻烦”，连作为“人”的资格都没有被承认过。没有登记，没有姓名，没有“家属”，她只是“喂”，只是“疯女人”。

这意味着什么？

意味着她消失以后，没有任何人会去找她。

意味着，哪怕她死了，那也是“一个没有名字的流浪汉不见了”，永远不会有立案，自然永远不会有调查。

在这一瞬间，冷汗从戚迪后背一股一股地冒上来，细细地黏住了他的脊梁。他明白了田永为什么怕到发抖。

——那不是贪腐，那是命案。

一桩很可能没被立过案的命案。

而“命案”这两个字，一旦成立，就会直接把刑期猛地推进。田永一开始被判死缓，因狱中表现良好，变成无期，但一旦沾上命案——

死刑。

“警察同志，”王经理迟疑着说，“我们……我们现在是要配合调查什么？会不会牵扯上我们？”

其余三人也目光灼灼地看着戚迪，眼中闪着八卦的光芒。对他们来说，这关系的不是一条活生生的性命消失了，而是忽然冒出来的八卦消息，茶余饭后的谈资。他们睁大眼睛，生怕错过一个字的消息。

“我只是来了解情况。”戚迪的声音很稳，但他的内心像是有火在烧，“我还需要你们提供一份当年的项目资料副本，包括工地夜间值守记录、出入车辆登记、甲方乙方往来单、以及当时现场施工日志。哪怕是复印件、手写稿也行。尤其是她消失的那一晚，前后两天。你们还记得她失踪那天的具体日期吗？”

“具体时间不太记得了……反正是八月。”王经理下意识地挠了挠后颈，紧张得喉结上下滑，“至于这个项目副本资料……太早了，很可能已经不在了，我得好好找找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戚迪说，“我有时间。”

他说谎了。

他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，所长昨天才和他说过，所里推荐的名额，最迟十号就要定下来了。

他只剩下五天时间，来决定他母亲的生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