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年1月。春节前三天。

我在汉江郊区的实验室里收拾东西，准备回家过年。主机在自动跑数据，仿制水晶的公式已经稳定运转了三个月，误差率在可控范围内。屏幕上是一行行滚动的数字，绿色的，像春天刚发芽的草。

实验室很大，但东西很少。一台主机，一台备用机，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，一个烧水壶，半箱泡面。我的行李箱摊在地上，里面只有几件换洗衣服和一台笔记本电脑。

票已经买好了。明天下午两点，汉江到青平，高铁，四个小时。我查了三次，确认座位是靠窗的。

手机响了。

不是白砚，是短信。我以为是提醒乘车的通知，点开看了一眼。

“因塔纳病毒防控需要，您购买的列车已停运，票款将原路退回。”

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。

停运？

我又看了一遍。不是晚点，不是调整，是停运。整个线路，停了。

手指在屏幕上滑了一下，想再确认一遍，但短信已经看完了，没什么可确认的。我放下手机，坐在椅子上，看着窗外。

窗外是汉江郊区的冬夜。路灯稀疏，亮着昏黄的光，下面没有人，没有车，只有风把落叶吹得满地跑。远处的厂房黑着灯，像一排沉默的巨兽蹲伏在夜色里。

我想起前几天刷到的新闻。南方某个城市出现了一种不明原因的肺炎，官方说“可防可控”。我当时看了一眼，没当回事。每年都有流行性病毒，最后都不了了之。

但停运不一样。停运意味着事情比新闻里说的严重。

手机又响了。这次是白砚。

“看新闻了吗？”他问。声音很紧，不像他平时的语气。

“什么新闻？”

“塔纳病毒。”他说，“已经扩散到三个省了。”

我愣了一下。

“我之前看到了，”我说，“不是说可防可控吗？”

“那是三天前。”白砚说，“现在不一样了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。我听见他在走动，脚步声很快，像是在办公室里来回走。

“我刚知道。”他说，“我父亲也是刚知道。集团开了紧急会议，两家医院已经被政府征用了，做隔离点。”

“征用？”

“对。”他说，“门诊量暴跌，集团每月亏损预计达到千万级别。”

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，但我能听出来，那种平下面压着什么东西。

白砚很少用这种语速说话，他平时每个字都经过计算，但今天他的语速比平时快了一倍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我问。

“我没事。”他说，“但你那边——”

他停了一下。

“汉江是重灾区。”他说，“你一个人在实验室，我不放心。”

“我没事。”我说，“实验室很偏，没什么人。”

“那更危险。”他说，“如果封城，你连买菜的地方都没有。”

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不是病毒本身，是被困住。

一个人，在一个荒郊野外的实验室里，没有车，没有商店，没有邻居。如果封城，我就像被扔进了一个孤岛。

“我申请一下，”白砚说，“看能不能把你接回青平。”

“怎么接？”

“走特殊通道。”他说，“怀慈医疗有资质，可以申请科研人员跨省调动。你那边不是有实验室吗？我以合作单位的名义申请，把你作为项目骨干调回青平。”

“能批下来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他说，“但我会想办法。”

他的声音恢复了平时的平稳，但那种平稳下面有一种很硬的东西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——他要把我从汉江捞出来，不管用什么办法。

“还有，”他说，“你试试从学校的关系，能不能找到几个科研人员。免疫学、分子生物学，都行。如果能找到，我申请调令，把人一起带回来。”

“你要做什么？”

“做点相关的项目，有三个方向，我想同时推进，需要技术人员。”

我愣住了。

“同时？”

“对。”他说，“塔纳病毒不会是短期流行。可能持续到什么时候，谁也说不清。我要趁这个机会，把地基搭好。”

他顿了一下。

“我父亲和三叔那边，”他说，“正在筹划核酸实验室的项目。建实验室，跑审批，铺渠道——他们以为这是肥肉，急着往上扑。”

“你不参与？”

“不参与。”白砚说，“我在等。等他们把审批流程跑通，把政府关系理顺——这些最费时间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照搬。”他说，语气很淡，像是在说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，“核酸实验室的资质，和我要做的疫苗实验室，大部分是重叠的。剩下的，自己申请，难度低得多。”

我愣了一下。

“你让他们先铺路？”

“嗯。”白砚说，“等他们铺好了，我再走。”

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语速又快了。不是紧张，是兴奋。我能听出来——那种兴奋藏在他的声音里，像冰面下的水流，看不见，但能感觉到。

“你等一下，”他说，“我发一份文件给你。”

电话断了。一分钟后，微信响了。白砚发来一份文件，文件名是《塔纳病毒相关医疗项目可行性调查报告》。

我点开，看了第一页，是一些照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