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衍姐姐，”许平君握着那只瓷瓶，抬起头看着淳于衍，烛光在她眼睛里跳动着，像两朵小小的、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焰，“你说，我是不是变了？”

淳于衍看着她，看了几息，伸出手，把她额前一缕散落的碎发别到耳后。那动作很轻，很自然，像一个姐姐在照顾妹妹，做了千百遍，不需要想，手就自己伸过去了。“你没变，”她说，“你只是长大了。长大了不是变，是把以前藏起来的东西拿出来了。你以前也有这些东西，只是不需要用。现在需要了，你就拿出来了。拿出来就拿出来，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谁要杀你，你就先下手为强；谁要抢你的位置，你就让她抢不成——这不是狠，这是聪明。你不聪明，你早就死在产床上了，哪还能坐在这里跟我说话。”

许平君把瓷瓶放在枕头底下，跟那支兰花簪并排挨着。簪子上的兰花被磨得更亮了，花瓣的棱角都磨圆了，可那朵花还在，那粒青色的玉石还在，那根细细的红绳还在，如意结打得端端正正的，像刚系上去那天一样，没有散，也没有褪色。她把手从枕头底下抽出来，躺下去，把被子拉到下巴，闭上眼睛。她的呼吸慢慢变得绵长而均匀，像一条河从上游流到下游，河道宽了，水流慢了，浪花没了，只剩下水面在月光下静静地闪着光，不刺眼，可你看过去，就知道那里有水，有很多很多的水，深到看不见底。

淳于衍吹灭了蜡烛，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，把门带上。门外走廊上的灯笼还亮着，橘红色的光晕透过窗纸，在许平君的脸上落下一层薄薄的、暖暖的光。她在那一层光里睡着了，嘴角还弯着，弯成一个小小的、好看的弧度，像在做梦，梦见什么，没有人知道，可那个弧度是甜的，是安心的，是一个人放下了所有防备之后才会露出来的、不加修饰的、最本真的表情。

许平君的病来得很蹊跷，却又在情理之中。人就是这样，绷着的时候什么事都没有，骨头硬着，脊梁挺着，牙关咬着，风来了挡风，雨来了遮雨，雪来了顶着雪往前走，走着走着就以为自己是不坏之身，是铁打的，是铜铸的，是老天爷忘了在上面刻保质期的。可一松下来，一歇下来，那根绷了太久的弦忽然被人松了手，不是慢慢地松，是“啪”地一下断了，弦弹回来抽在手上，抽出一道血淋淋的口子，疼得你整个人都蜷起来，连呼吸都不敢用力。

腊月还没到，宫里就开始忙年了。这是宣帝登基后的第二个年，比第一个年更隆重，更铺张，更不容有失。第一个年的时候人心还不稳，朝堂上的大臣们还在观望，百姓们还在试探，谁都不知道这个年轻皇帝能在龙椅上坐多久。到了第二个年，霍光还政于君又收回权柄的戏码演了两轮，朝臣们的站队基本明朗了，百姓们也看出来了——这个皇帝坐得稳，不会倒了。于是年节的气氛比往年浓了十倍，长安城的大小官吏都在等着看，看新皇帝怎么过年，看新皇后怎么主持后宫，看这夫妻俩能不能撑起这场关乎脸面、关乎民心、关乎“天命是否真的在他”的年关大典。

许平君从腊月初就开始忙。她要拟年礼的单子，赏给宗亲的、赏给大臣的、赏给各国使节的、赏给宫中各局的，每一样都要斟酌，不能太厚显得谄媚，不能太薄显得寒酸，不能偏了谁漏了谁让有心人觉得被怠慢了。她要排演年节的礼仪流程，什么时辰做什么事，什么人站什么位置，穿什么衣裳说什么话，一丝一毫都不能差，差了她就是失职，失职就会被那些等着看她笑话的人抓住把柄。她要巡视宫中的各局各司，看他们年货备得怎么样了、殿宇打扫干净了没有、灯火装点妥当了没有、有没有哪个角落被人疏忽了、有没有哪个人在背后说她坏话。她要接见外命妇，那些侯爵夫人、将军夫人、大臣夫人，一个个都长了七窍玲珑心，说话滴水不漏，笑里藏着刀，你要是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被她们套了话、卖了乖、传到外面去就成了“皇后如何如何”，到时候连补救的余地都没有。

她发着烧。从腊月初七开始的，那天夜里她起来给孩子喂奶，着了凉，第二天早上嗓子就哑了，头重脚轻，身上一阵冷一阵热，像坐在一个四面漏风的破屋子里，灶膛里的火怎么都烧不旺，添多少柴都没用。她没当回事，喝了一大碗姜汤，出了一身汗，觉得好了一些，便继续忙。可那热没有退，只是从明处转到了暗处，像灶膛里的余烬，你看着它灭了，灰都是白的，可你把手伸过去，那股灼人的热度还在，只是藏得更深了，等你把手放上去，它就把你烫出一个泡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