柳文远的话像一根针，扎进了我的脑子里，扎得很深，拔不出来。我挂了电话之后，在路灯下站了很久，久到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，久到路灯在我的头顶发出嗡嗡的电流声，久到我的手指被夜风吹得冰凉。那句“你是第一个找到它之后还活着的人”像是一句咒语，在我脑子里反复回响，每一次回响都带着更重的分量。

我回到出租屋之后，没有开灯。我摸黑走到窗前，把窗帘拉开一条缝，看着窗外的夜景。城市的灯火在黑暗中闪烁，像是无数只冷漠的眼睛。我把那块母玉从口袋里掏出来，放在窗台上。它在那里安安静静地躺着，灰白色的，在窗外透进来的微光中泛着暗淡的光泽。我盯着它看了很久，然后伸出手，把它握在手心里。

它冰凉，坚硬，像是一块普通的石头。但我知道它不是普通的石头。它是母玉。是所有葬玉的核心。是柳文山拼了命也要藏起来的东西。是让我舅公走上不归路的东西。是让我一次又一次回到黄河边的东西。我握着它，感觉它在我的手心里，像是一颗缩小的心脏，在缓慢地、不可察觉地搏动着。

那天晚上，我没有睡好。我躺在床上，闭着眼睛，但脑子是清醒的。我听着窗外的风声，听着远处偶尔传来的汽车声，听着自己的心跳声，咚咚，咚咚，像是一面鼓在胸腔里敲。那块母玉放在枕头底下，隔着布料，传来一阵阵的凉意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它的内部缓缓流动。

快天亮的时候，我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然后我又做了那个梦。梦里我走在同一条土路上，路两边是庄稼地，玉米已经收割了，只剩下光秃秃的秸秆，在风中瑟瑟发抖。天空是灰白色的，没有云，没有阳光，像是一块巨大的、磨砂的玻璃罩在大地上。我走在那条路上，脚下是干裂的泥土，踩上去硬邦邦的。风从田野上吹过来，带着一股干燥的、尘土的气息。

我走到那棵老槐树下。树叶已经落光了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，像是一只只伸向天空的、干枯的手指。舅公不在那里。树下空无一人，只有一地落叶，在风中打着旋儿。我站在树下，环顾四周，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就在这时候，我听到了一个声音。从地底传来的，很轻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泥土下面呼吸。我蹲下身，把手掌贴在地面上。泥土冰凉，那种凉意透过掌心，沿着手臂一直传到肩膀。然后我感觉到了一股震动——不是地震那种剧烈的震动，而是一种很轻的、有节奏的震动，像是心跳。

我猛地醒了。窗外天已经亮了，阳光从窗帘的缝隙中照进来，在墙上投下一道金色的光。我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，心跳得很快。我伸手到枕头底下，摸到了那块母玉。它还在那里，安安静静地躺着，带着一丝微微的凉意。我握着它，躺了很久，然后起床，洗漱，出门，去了书店。

日子又恢复了以往的节奏。每天开门，整理书架，接待顾客，关门。平淡，重复，波澜不兴。但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。我开始失眠。每天晚上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，怎么也睡不着。脑子里总是转着那些事情——锁龙穴，葬玉，母玉，柳文山，柳文远，柳秀兰，还有我舅公。它们像是一团乱麻，缠在一起，理不清，剪不断。我试过数羊，试过喝牛奶，试过睡前泡脚，都没有用。我就是睡不着。眼睛闭上了，脑子还在转，像是一台关不掉的机器。

失眠的后果很快显现出来了。我开始在白天犯困，坐在柜台后面，眼皮直打架。有时候顾客进来，我站起来打招呼，声音都是沙哑的。孟叔看出了我的不对劲，问我是不是病了。我说没有，只是没睡好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没有再问，只是泡了一杯浓茶放在我面前。

十月初的一个下午，天阴沉沉的，像是要下雨。店里没有顾客，我坐在柜台后面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但一个字也看不进去。我的眼皮越来越沉，脑袋一点一点的，像是随时会睡过去。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，店门口的风铃突然响了一声。

我猛地抬起头，看到一个女人站在门口。她穿着一件黑色的风衣，头发披在肩上，脸色很白，嘴唇上涂着淡淡的口红。她站在门口，没有往里走，只是看着我。我盯着她的脸，看了好几秒钟，才认出来。是柳秀兰。但和几个月前相比，她变了很多。不是说外貌变了，是气质变了。以前的她，像是一株被风吹雨打的草，脆弱，不安，随时会倒下。现在的她，像是一棵经过修剪的树，挺拔，安静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沉稳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我问。

她没有回答。她走进店里，走到柜台前，从包里掏出一个东西，放在柜台上。是一封信。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信封，没有贴邮票，没有写地址，只在正面写了三个字——“陈秋生收”。字迹很眼熟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是舅公的字迹。

我盯着那封信，看了很久，没有伸手去拿。它静静地躺在柜台上，在灰白色的天光下泛着暗淡的光泽。信封的边缘已经磨损了，像是被反复拿起来看过很多次。

“这是从哪里来的？”我问。

“我父亲留给我的。”柳秀兰说，“他死之前，把这封信交给了我，告诉我，如果有一天我觉得时机成熟了，就把它交给你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