镇子的小巷狭窄曲折，两侧是低矮的老旧平房，很多窗户用木条钉死了。路面是碎石子铺的，坑洼里积着前几天的雨水，混着泥浆。

乔萤一个人走在巷子里。脚步声在安静的巷道里回响。

手机响了。是薛图南打来的。她接起来。

“乔萤？你那边怎么样？我刚跟高师兄通过气，下午的庭审对方又揪着合同补充条款咬，不过秦律师压住了……但感觉法官态度有点犹豫，可能对启动鉴定更倾向了……”薛图南的声音有些急促，带着焦虑，“我们这边压力不小，要是鉴定范围扩大……”

“结果呢？”她问。

“马上快休庭了。明天估计继续质证专家证人，你那边怎么样？”

“看了。”

“看了？看什么了？”

乔萤没回答。电话那头薛图南还在说着什么，她嗯了两声。

巷子拐角处，一堆废弃的砖块后面，小朗紧紧攥着一块边缘锋利的石片，他听着那个陌生女人对着电话说“星海”、“秦律师”、“鉴定”、“压力”。

案子要输了。奶奶没救了。这些坏人，这些帮工厂说话的人……

他眼睛里涌起泪，盯着女人毫无防备的后背，猛地冲出来，用尽全身力气，将石片狠狠砸过去。

“坏人——！”

乔萤下意识转头。

一块石头从侧后方飞来，砸在她额角。不很疼，但脑子里嗡了一下。她踉跄着退了两步，背撞在墙上。

手机掉在地上，薛图南的声音还在断续传出：“乔萤？喂？你那边什么声音？乔萤？”

血涌出来，温热，顺着眉骨流到睫毛上。她眨了眨眼，视野里一片红蒙蒙。

巷子口站着个男孩。十岁出头，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，胸口绣着“梵渚小学”。他手里还攥着块石头，手指关节攥得发白，眼睛瞪得很大，死死盯着她。

“你们律师……”男孩的声音在抖，但很尖，“你们律师都该死！”

血滴下来，乔萤抬手抹了把眼睛，手背上一片红。她低头看了看，又抬头看那男孩。

“你听到我打电话了。”她说。

男孩没说话，胸口剧烈起伏着。

“案子还没判。”乔萤又说。血从指缝漏出来，滴在鞋面上。

“你骗人！”男孩喊起来，“我都听到了！你们就是不想赔钱！我奶奶……”他声音哽住，用力吸了口气，“我奶奶快死了！”

巷子外传来脚步声，有人探头看了一眼，惊呼一声。

“打架了！快报警！”

乔萤靠着墙慢慢滑坐到地上。额头的血还在流，她把手压上去，布料很快浸透了。男孩还站在原地，石头掉在脚边，他看看乔萤，又看看巷子口聚过来的人，脸色开始发白。

警笛声由远及近。

乔萤低头看着地上那摊血。血滴进尘土里，慢慢晕开，边缘开始发暗。她盯着看了很久，直到视线有点模糊。

额头的伤一跳一跳地疼。血是热的。

下午两点，庭审继续。

审判庭内的空气似乎比上午更加凝滞，秦越神情已恢复惯有的冷峻专注。上午的攻防让他确认了崔孝龄的主攻方向——试图绕过合同屏障，直指污染与健康的实质关联。而下午，战火将蔓延至远辉化工的“合规”外壳，以及那两份合同签署时阳光下的阴影。

果然，庭审甫一开始，崔孝龄便再次起身，这次他手中拿着的不再是医学报告，而是那两份补偿协议的放大复印件。

“审判长，我方请求传唤证人许桂芳出庭作证。她既是原告之一，也是第二次补偿协议的签署者。她的证言将直接揭示，被告方及其代理人在促使居民签署这些所谓‘自愿’协议时，是否存在刻意隐瞒重大风险、利用信息不对等及居民知识水平有限的情形。”

“反对！”秦越几乎同时站起，语气斩钉截铁，“协议文本清晰载明了补偿事由和金额，并有镇政府、村委会见证。证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其签署行为本身即代表了对协议内容的认可。事隔多年再以‘不知情’、‘受骗’为由质疑协议效力，不仅有违诚信，更不符合证据规则中关于‘新证据’的定义。其证言与本案已查明事实重复，且可能具有主观偏见，不应被采纳。”

审判长略作沉吟：“被告方反对意见涉及证人证言的证明力问题，本院将予以关注。但许桂芳作为协议签署当事人，其对于签署背景、认知情况的陈述，属于直接证据范畴，有助于查明协议签署是否真实反映当事人意愿。准许证人出庭。”

一位头发花白、身形瘦削的农村妇女，在法警引导下，有些怯生生地走进法庭，站在证人席上。她双手紧紧交握，目光低垂，不敢看向被告席，也不敢看旁听席上的乡亲。

“证人许桂芳，请陈述你的姓名、年龄、与本案关系，并保证如实作证。”审判长例行告知。

“我……我叫许桂芳，六十二岁，是梵渚村三组的，我……我男人前年查出肺癌，走了。我也是原告。”

“许阿姨，请您回忆一下，大概五年前，远辉化工的人，还有村干部，来找你们签第二份协议的时候，是怎么跟你们说的？”崔孝龄问。

许桂芳抬起头，眼神有些茫然：“他们……他们来了好几个人，拿着本子，还有印好的纸。说工厂现在搞得更好了，投了很多钱弄环保，以后味道会更小，灰尘也少。说为了表示诚意，再给大家发一笔环境关怀金……”

“他们有没有提到，工厂排放的东西，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疾病，比如癌症？”崔孝龄追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