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不知道明天怎么过。但她知道明天太阳照常升起，酒照常发酵，社区的人还是会打电话来，世界正常运转，没有人会因为她的兰登躺在病床上就因此停下。

只是有一个电话，她没勇气再打出去了。从医院离开之后，福克斯把日常用品送到医院。她摘下那枚戒指，意味着她不再和他有什么关联。

清晨五点起床，先去酒厂看有没有需要她处理的事情，接着是社区那几件仍在跟进的事情。比如老面包房的夫妇需要帮忙对接新的食品卫生检查标准，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屋顶防水工程，还有三个单亲妈妈的孩子转学手续。她把这些事情写在酒厂二楼那块旧黑板上，用不同颜色的粉笔标优先级，写完擦掉，擦掉又写满。

工人们私下说她像一台停不下来的机器。她是一个工作狂。露西倒是说：“谁知道呢，也许是因为需要忘记一些东西吧。”

她不睡，是因为她睡不着。

那张床翻来覆去，枕头上有一种残留的气息，是属于她和他的。然而无数个午夜，她躺在自己的那一侧，手伸过去，摸到的是一片冰凉的又没有重量的空旷。她的心也跟着下坠。

有时她恐惧这一张床，干脆不愿意躺在床上，把自己扔进工作里，让自己沉到水里。

她关注过兰登的社交媒体，自从他发布过和她的合照后，那个社交账号没有再更新动态。福克斯委婉告诉她，他醒来之后被送回伦敦修养。

他没有给她打过电话，只是发了一条短信给她，她记得很清楚。那条短信说：“在你心底深处，你从来没有觉得我是和你站在一起的。这就是你离开我的原因，现在，这也成为了我无法继续下去的原因。”

她一直没有哭。当她查看这条短信的时候，她正走在爱丁堡的街道上，风迎面朝她刮来，她的眼泪如刀忽然要把她劈开。

第二年陆陆续续，她接到电话。

来电显示是一个她不熟悉的号码，一位在几次慈善晚宴上见过面的女性，姓坎贝尔，做艺术策展的，性格爽朗，跟万妮娅聊过两次威士忌的酿造工艺，当时还挺投缘。

“万妮娅，我这边有个朋友，在爱丁堡大学做环境政策研究的。人很稳重，性格也好。我跟他提到过你，他说他之前在一个品鉴活动上远远见过你一次，觉得你很有气质。我就是问一下，你介不介意我把他的联系方式推给你？就吃个饭，没什么压力。”

万妮娅当时正蹲在酒厂的院子里检查一批新到的橡木桶。电话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，她听了之后笑了，“坎贝尔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我暂时不了。”

她说：“我就是觉得，一个人扛着太辛苦了，偶尔有人陪你喝杯酒、说说话，不一定代表什么。你考虑一下，行吗？”

万妮娅没什么犹豫，“谢谢你，真的。我现在还不适合开始一段关系，代我向他道歉。”

这不是她第一次拒绝。从兰登离开爱丁堡之后，她陆陆续续收到了五六次类似的试探。有的是在社区活动上遇到的本地建筑师，很年轻，戴一副细框眼镜，说话很温和，帮她解决过一次酒厂排水系统的改造方案，后来借着送图纸的由头多留了二十分钟，聊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话题。万妮娅在他走后把图纸看了一遍，然后给他发了一封公事公办的感谢邮件，没有私人联系方式。

还有一次，一个在爱丁堡做进口葡萄酒贸易的男人，意大利裔，卷发，笑起来有两颗虎牙，在某个行业酒会上堵住她，递了名片，说；“我关注你很久了，你那个威士忌的配方很有意思，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单独聊聊？”

万妮娅接过名片，礼貌地笑了笑，说：“酒的事情可以在行业交流会上聊，下个月有一场，我一定会去。”然后她把名片收进外套口袋，在转角处丢进垃圾桶。

那些人都不差。他们英俊、体面，又有自己的事业，眼神里还有真诚。可当她看着他们，他们每个人的脸庞都有着不一样的英俊，她想起的还是在伦敦的某个人。她在想，如果是他搭讪她，最开始还是一场犀利的嘲讽。她记得他告诉她，那些数不尽的桃花给他递名片，都被他扫进垃圾桶里。现在她也这样做了，而后她又想到，他给她收购的酒厂，或许起源于她送给他的第一份礼物。酒厂是他的回礼，他希望她尽可能在社会里舒适的生活。

那天晚上她又失眠了。电话放在床头柜上，屏幕朝下，她不由自主地伸过去，把电话翻过来，解锁，点开那个熟悉的搜索框。她不关注兰登的账号。取消关注是在她离开医院那天做的，手指按下去的时候她觉得那个动作真的很愚蠢。她没有拉黑他，只要在搜索栏输入L.P.，她就能看到他的公开动态。

他回到伦敦了。照片里的他看起来平静自持，一如既往地体面，只是他没看镜头。

万妮娅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。她把电话重新扣回去，翻了个身，面对墙壁。墙壁很冷，冷冷的白色把她所有的视线反弹回来。她啊，为什么总在分开之后，才借由他人的眼睛，看见他的好呢。

有时候，她不免暗搓搓地想，也许他父亲已经在给他物色未婚妻了，也许，现在那帮小姐们又开始着手试探着接近他。他之后，还会有一个伴侣爱他。

日子就这样过下去。

十一月，酒厂的冬季限定款上市了，加了一点海盐和烟熏麦芽的实验批次，反响出奇的好。本地报纸又做了一篇她的专访，标题是《把社区装进酒瓶里的女人》。她去参加区里的经济发展会议，坐在长桌边，讨论的是中小企业扶持资金和冬季旅游客流分配的问题。开完会有人在走廊里追上她，是区议会里一个跟她合作过的老议员，七十岁了，头发全白，但很精神。他跟她说：“万妮娅，你比一半坐在议会里的人会做事。”

她等了许久的冬天，在这个十二月初随着邮件来了。邮件标题的关键词是威斯敏斯特。

万妮娅坐在酒厂二楼的桌前，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这是一个机会。如果她赢了，她就得回到伦敦去。

窗外的海面在灰白天光下显得很静。她看着那片海，脑子里转过的是一个很具体的画面：泰晤士河边的威斯敏斯特宫，离海德一号很近。她每一天下班，或许都可以站在他呼吸过的地方。

她没有立刻填表，有时候会问自己：你真的要去伦敦吗？你要回到那个离他那么近的城市，然后继续不联系他吗？

万妮娅，你甚至不敢承认，你其实还在想他。

竞选的过程很苦。爱丁堡的冬天冷得更加刺骨，她在街头巷尾摆折叠桌时，手冻得握不住笔。竞选对手有两个是党派推选的正式候选人，只有万妮娅是无党派独立参选。她没有大党的海报印刷折扣，没有竞选巴士，没有团队办公室。她有的是酒和过去在社区里攒下的每一张面孔。

有人问她：你为什么要选国会议员？

万妮娅蹲在菜市场的雨棚下，手捧着一杯热茶，看着问她的那个老渔民说：“我得去更高的地方，把我的想法说出来。”

开票夜大雪纷飞。

她站在临时办公室里，看着屏幕上跳出来的最终数字，这个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。

身边有志愿者尖叫，拥抱，有人哭了。万妮娅站在人群中央，接受每一个拥抱，笑着说了很多谢谢。她很想见到一个人，但她没有身份。

爱丁堡下雪了。冬季还真的来了。她又是孤身一人看雪。

电话在她的口袋震了一会。福克斯发了一张照片在社交平台，在海德一号的窗边，窗外也下着同样的雪，看起来和爱丁堡一样大。

这张照片没有文字。

她把电话放回口袋，转身回到欢呼的人群里。然后回家收拾东西，把酒厂的事情安排助理跟进。

当选国会议员后的第一个星期，她去伦敦报到。

威斯敏斯特宫比她想象中更冷，石头墙壁透着几百年积攒下来的寒气。她拿到了办公室钥匙，名牌，进门卡，还有一份厚厚的议员手册。她的办公室在三楼，窗户窄窄的，望出去能看到泰晤士河上穿梭的游船。

她几乎能感觉到她此刻和那个距离的重量。她站在这里呼吸的空气，有部分可能刚从他的肺里呼出来。

她没有联系他。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总不能说：我搬到你城市来了，但我也没准备好面对你。也不能说：我其实爱你，但是我又没有做好准备结婚。

开议会的第一周全是程序性事务。宣誓，就职，跟各党派的党鞭打招呼，熟悉投票流程。万妮娅穿着正装坐在后座，听着议长念那些几百年不变的套话。

她不知道的是，第二周有一场关于“社区企业与地方经济振兴”的辩论。她是发言者之一，准备了三页稿子，每一行字都反反复复地改过。她站在议会的发言席上，面对着满堂议员，引用了她选区的三个具体案例，其中包括他们的酒厂。

她说：“我想提请诸位注意，当我们在讨论宏观经济数据时，有一个数字是永远不会出现在统计报表里的。那就是一个社区里的普通人，构成了社会信任的最小单元。如果我们连这个单元都不愿意保护，那么我们讨论的一切增长，都是悬在半空中的数字。”

她压根没有注意到后座旁听席的暗影处，有一个穿着灰色大衣的银发身影，在那个瞬间慢慢站了起来，然后安静地走了出去。

那天晚上她在议员休息室里喝了一杯茶，翻看手机。社交媒体上有人转发了她的发言片段，评论不多，但都是正面的。

这次正式发言的隔天，福克斯给她送过两次东西。第一次是早上的一束白玫瑰，放在议会大楼门卫处，附了一张卡片，上面没有署名，只有一句话：“恭喜你搬来伦敦。注意保暖。”

第二次是一本书，苏格兰高地历史，旧版精装。袋子里还有一个盒子，她打开看的时候沉默了。那是一枚蓝宝石戒指。像是爱丁堡的海，被沉默的装在里面。

她不知道怎么回复。兰登没有主动打电话给她，她也没有主动联系他。

不过，她开始偶尔在议会走廊里，在餐厅的角落，以及在某个委员会会议室的后排看到一个银发的男人。那个人从来不走近她，也没什么礼貌，从来不打招呼。他就是远远地出现在她视线范围内，就好像一阵冷风一样，猝不及防让她颤抖，而后让她忍不住裹紧了外套。

他们谁都没有开口。但分手那通她没有拨出的电话，此刻又仿佛慢慢弹了回来。

万妮娅开始逐渐遇见他。她说不清这是什么巧合。

某次在财政委员会的走廊，她抱着一摞刚借来的文件从资料室出来，转弯时余光扫到拐角站着一个穿灰色大衣的人，他没有转身。她继续往前走，没有转头，心却砰砰直跳。